央视人追忆:中国电视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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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09-22 12:27:54
白岩松:我们这批主持人能够出台,首先感谢时间把我们选出来,但最后的定夺权还是在杨台手上,我们这批人能够迅速成长起来,背后有杨台的支持,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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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晚,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享年79岁。广东梅县人,1935年生,先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副台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台长、广电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国电视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卓越的改革家。
杨伟光一手推动央视电视新闻改革,央视的新闻舆论监督节目《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他直接推动下开播,中国电视新闻从此有了深度和厚度;他还打破了僵化的体制,进行大胆的人事变革,人事权下放,设立了台聘、部聘、节目和栏目临时聘用制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王志等外单位等人得以“非正式”入职;杨伟光还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他花8亿人民币购买大量直播的电视器材,采访设备、制作设备、卫星接收传播设备、大型转播车,推动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直播、三峡截流等大型电视直播;还拍板推动拍摄了系列大型电视剧和政治文献片:《我爱我家》、《三国演义》、《毛泽东》、《邓小平》……
杨伟光至今是央视员工最想念的领导,很多与他有过交集央视人记得他的许多话:“电视新闻稿不要太长,领导讲话可以删”, “把中央电视台建成国际一流大台”, “新媒体的影响力将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电视”,
杨伟光从央视退休后,央视的新闻改革从此告终,改革停滞,节目缺乏创新,人才流失,今天的央视,最耀眼的还是杨伟光时代的主持人,除了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仍在坚守外,崔永元、方宏进、王志、柴静等大批电视人也离开了央视,央视再也没有有影响的主持人和节目出现。
腾讯文化专访了杨伟光时期的央视著名电视人。
时间:杨伟光的离开,央视的新闻改革时代也结束了。杨台长用人的标准是用人唯贤。因为他要改革,他要发展,能力是放在第一位的。比如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杨伟光在台上,我可能就得不到重用。杨台也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改革家。
杨台的电视新闻改革三部曲,是很明确的,三个步骤,先来短平快的,早间新闻的《焦点时刻》,早上播出关注度小,如果没有惹着谁,或者震动不是大,那我就中午播一次。晚上黄金时间看得人多,关注度面更高,后来就有了《焦点访谈》,但时间也不能长,《焦点访谈》十三分钟,这个事情受到了表扬。我再来一个到位,一周一个四十五分钟《新闻调查》,实际上是一个大《焦点访谈》,模仿美国六十分钟节目做的,独家调查,长期跟踪,非常有说服力的现场,从技术保障手段上配备得都非常先进,制作成本也是相当可以
我弄《实话实说》,杨伟光跟我说,这完全在他的计划外。他的计划是先出《焦点时刻》,后出《焦点访谈》,再出《新闻调查》,一步一步向纵深发展,但没想到我突然弄出一个《实话实说》。他说,你让我没有准备,但是我又不愿意打击你的积极性,你们弄就弄吧,但你弄的话别出事,,我当时听了也觉得挺温暖的。
杨台在任期间,电视台的发展是快速的,翻番似的往前发展,用人不拘一格,更不保守,大刀阔斧,按劳分配,能上能下;当时最艰难的体制问题,他就打破了,一个报酬制度,一个人事制度,央视在这两个方面的领域突破,为中央台的新闻改革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任期内凝聚那么多的人来发挥积极性,主动创造,推动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和发展。
白岩松:我和杨台一样,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了中央电视台,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第一次见到杨台,《东方时空》刚百期,杨台和几位台领导出席这个活动,临时增加了一个“台长奖”,让秘书回到办公室拿了一台小电视作为奖品,给了节目组一个大姐。
1997年的三峡大江截流,我们在船上作直播。当时中央台刚刚开始做重大事件新闻直播。我是主持人,压力很大。那天早上,我们在船上和杨台一起吃早饭。当时离直播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我就问了杨台:“您有什么吩咐没有?”结果杨台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放轻松,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知道在那样一个大事件中,我多少会有点紧张,但他不施加压力,而是排遣压力,作为台长能给我这种心理按摩,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和杨台唯一的一次合影好像就是这次,我们在船上以大江截流为背景,穿着工作服合了一个影。
我们这批主持人能够出台,首先感谢时间把我们选出来,但最后的定夺权还是在杨台手上,我们这批人能够迅速成长起来,背后有杨台的支持,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有一次在上海的活动上,我曾经当面对他说 :“我们这一批主持人非常感谢你,没有你带来电视和节目改革的话,是不会有我们这批主持人的诞生的。”
崔永元:杨台对节目创新是十分支持。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年轻的工作人员,年轻人有热情,所以这种创新的氛围对我们是种启发和激励。那时台里不管是政策上、资金上、人事上,都有很大支持。那时只要被认为是人才的人,进入台里是比较容易的。
杨台在任时我觉得他挺严肃,不苟言笑,老是一本正经。后来他不当台长,到了视协,我们有了更多的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我又觉得杨台是个很和善的人,也没有什么架子。可能在岗位上他需要做决策,而在生活中他是个特别好接近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人。
水均益:我对杨伟光当台长的那个时期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给我们展现提供的平台,和那样一个短暂新闻开放,让我们一度心花怒放,热血沸腾。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大家做新闻都是摩拳擦掌,往前冲,要拿最好的新闻回来。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做新闻,是当时所有新闻人的梦想,我们对那个平台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很高的热情。
后来,杨台离开了,央视新闻改革就没有了,某一个阶段突然被戛然而止的感觉。但整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中间出现了一些反复,甚至不尽如人意,我也很难理解。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首先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尽管它是新闻单位、电视机构,它根子上是国家某一级单位,不能说它是简单的国企,它是国有事业型单位,带有所有我们中国体制内的所有单位这样那样的轨迹和色彩,人事、机构,包括官僚,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特有的,你也不能说拿一块板砖直接拍砖,中央电视台混蛋,你怎么怎么不改革,《人民日报》难道不是吗?新华社难道不是吗?
这里面就难逃有些规律,有些东西,比如人事,所谓我们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能上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带有新的想法,带来他独有管理的一套办法,组建一套内阁组织体系,带来某种想法某种做法的不同,和某种对待问题,对待新闻不同的看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二十年里面,这种事不是发生一次。
我们身在其中,有的时候很无奈,有的时候也期待,比如新来一个台长说,要新闻立台,很多人热情似乎又被点燃了一下,然后烧起来了,似乎觉得又有点新的奔头了,又有新的希望了。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做新闻,有更大的自由做新闻,我们有更大的能够实现新闻理想的平台。但有的时候事与愿违,中国的事情做起来难办,而且我们所面对的人事比事务要难处理的多,要复杂的多,要难以化解的多,也就带来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二十年过程中,我和很多其他同行者,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回到过去,纠缠于当时新闻改革的短暂瞬间,迷恋杨台那样短暂的时期,依依不舍于当时做新闻的空间。我相信小白也差不多,当我们如今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的去回顾那个短暂时期的灿烂,在那样一种繁荣当中寻找一种慰藉,甚至于寻找一种精神的支援,来给我们动力,来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没事,还会有那样的时期的,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有新闻改革时期来临。
倪萍:杨台很爱护自己的主持人,我34岁破格提拔为高级职称的时候,有人反对说,这个对倪萍的提拔太快了。但杨台长说,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也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我听了这话之后很感动,可我从来没有当着杨台的面说过一声感谢,也从来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感谢。
我拿了电视文艺所有的奖项,最多的拿到三届,金话筒拿了三届以后,又给我一个终身成就奖,那年我才40多岁;星光奖一个人得一届都不得了,我连着得两届:十年前得一届,十年之后又给了我。
所有的奖都拿了不是意味着我好,就是因为没有人,就我自己,没有PK,没有竞争对手,我进台的时候台里才30个主持人,现在都400个主持人了 。当时翻来覆去,就我们那几个,所以这个奖不代表荣誉。现在的主持人要出来,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困难得多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是觉得赶上机会了,赶上了那样一个电视改革的时代。
赵忠祥:“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来”。杨伟光给了我一个“支点”。
1985年初,我刚离开新闻播音岗位,向专题主持发展,一无栏目,二无团队,处在”漂泊”状态。一次偶遇杨伟光,他问我“忙什么呢”?我就大致把一些想法说了,我说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但没有播出的平台,再怎么努力也是一筹莫展。
当时他是副台长,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比较低调,连他分管什么,我都不知道。但他微笑着说了一段话:“好,你放手做吧,只要选题好,拍得好,我看过以后,一定能播出”。
我把电视镜头瞄向在基层努力工作的最普通的人,完成了《12小时即时采访》、《看北京》、《谈宝钢》、《逛灯会》、《撞击与反射》等专题新闻类节目,其中《12小时即时采访》获全国电视专题新闻一等奖。
这些节目能成功的要素就是有杨伟光的支持。杨伟光的支持使我顿感豪情万丈。当时送节目带给他审看,他不多言多语,只提出些微改动,就安排播出了。对杨伟光来说,这是些陈年小事,不可能也没必要—记住。但对我来说,做那些节目决非可有可无,那是我从播音员向主持人过渡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机,那段经历使我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