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像里的青花碗

 

　　大英博物馆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展很早就打出广告了。今年6月在维多利亚博物馆举行的陶瓷收藏家巴特勒爵士的追思会上，遇到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的霍吉淑，知道她和牛津大学艺术系的柯律格教授正为这个展览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已经花了五年时间做准备，此展将介绍一批从未在西方露过面的文物。每隔十年左右，大英博物馆总要推出一次划时代的中国文化大展，例如1996年第一次向英国公众展示三星堆文物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谜”大展，2007年“秦始皇：中国兵马俑”大展，都曾轰动一时。看这次明朝大展的宣传架势，应该与那两次大展同一等级。于是，期待了一个夏天，开展当天，我就兴冲冲前往观展。

 

　　先不说我对这个展览的总体印象，先交代一下策展人自己的看法。明朝历史长达两百七十六年，此展选择1400到1450年间短短的五十年，乍看很受局限。但我知道西方学者做学问，往往喜欢从小处着眼，以微观说明宏观，反而能更深刻、更全面，所以，此展的时间跨度以永乐皇帝夺位始，到正统皇帝“土木堡之变”被俘终，展览的角度是很新奇的。霍吉淑解释说，虽然这五十年不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十年，但它的影响和意义都很深远，因为这五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再建立：都城从南京搬往北京，修复紫禁城，开始编纂《永乐大典》。在宫廷权势上，文官的实力也将最终超越武将而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成为管理阶层的核心。而且，这个时期中国也与外界开始了丰富多元的外交贸易往来，例如郑和下西洋，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往东南亚、中东和非洲，探险之旅早过哥伦布和达·伽马。许多西方人认为到了十六世纪，中国才在欧洲人的视野中出现，这比实际情况晚了一个世纪。而且，当时的中国与亚洲地区本身的交往也很多、很重要，例如朝鲜王国、日本、越南等。明代流传下来的丰富物质文化，既见证了明朝本身的繁荣，也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外交与贸易来往。所以大英博物馆希望能够通过展览整体呈现出十五世纪早期中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

 

　　要说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许多都是从这个“明”字开始的。这个字易读易懂易解释，但凡哪本西方童书故事中要加一个东方来的孩子，名字往往会叫“明”。所以，对许多人来说，明朝并不陌生，明式家具、青花瓷，大家都会略知一二，但这些知识是有局限的。霍吉淑说，这个展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局限，要向英国公众介绍北京以外的其他重要文化。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能更好地控制中国，实行分封制，把儿孙分封到各个重要的地区和军事重镇做藩王。这些宗室藩王在明朝历史上相当重要，所以，山东鲁荒王朱檀墓以及湖北梁庄王朱瞻垍墓中出土的文物，都是这次展览的亮点，能让人耳目一新。其实，整个展览的由来还要感谢梁庄王墓呢。2009年，柯律格到湖北进行学术交流，在那里看到了梁庄王墓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那些金器，大为倾倒，因为明朝瓷器保留得多，但金器相当少(金子可以熔化之后再使用)，所以，在国外的博物馆中很少能见到中国的金器。

 

　　这个展览很热闹，共有两百一十八件展品，包括金器、银器、瓷器、兵器、绘画、服饰、雕塑、家具等，其中除了大英博物馆自藏外，百分之七十是从世界各地三十来家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借来的展品。展览被分为宫廷、武、文、教、朝贡五个展区。

 

　　第一展区以明代宫廷生活为主题，是背景介绍，五十年中那四位皇帝的不同性格在展厅中得到归纳：永乐皇帝朱棣被视为“武士”，执政仅仅一年的洪熙皇帝被定义为“行政者”，宣德皇帝在位十年，因善书画，被称为“审美家”，而九岁继位的正统皇帝就是不知世事的“少年皇帝”了。展厅中列出四位皇帝及王妃的年表，还对什么是宦官做了介绍。展出的文物精品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宣宗射猎图》，湖北梁庄王墓中出土的王妃魏氏的铜质髹金的封册帖、做工考究的金凤簪等饰品，还有山东鲁荒王朱檀墓中出土的织金缎龙袍以及九缝皮弁，维多利亚博物馆藏的一张图案繁复的剔红龙凤纹联屉案，大英博物馆的雕漆人物盘等。这些金光闪闪的物品和图案繁复的家具与一般人印象中清雅的明朝艺术很不一样。

 

　　第二展区的主题为军事文化。首先有一尊大英博物馆自藏的《真武像》，其他夺人眼球的亮点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朱瞻基行乐图》，描绘明宣宗便服簷帽在御园观赏各种体育竞技表演，画面上从右到左以工笔写实的手法依次描绘了射箭、蹴鞠、马球、捶丸、投壶等；美国亚瑟·赛克勒美术馆所藏《颖国武襄公杨洪》，画面上部的于谦赞词能最好地描绘这位身着红袍威风凛凛的明朝大将：“神完气充，貌伟言扬。江湖宇量，铁石肝肠。胸盘韬略而神鬼莫测，手操剑戟而星斗垂芒。摧锋万里，轰雷迅电。号令三军，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振边疆。一骑前驱，万夫莫当。旌旗所指，犬羊遁藏……”杨洪身后站着两个侍卫，其中一位单耳上戴着耳环，展览介绍说耳环并不是中原汉人的习俗，但在蒙古人中却很普遍，也许这是大元帝国的遗风？其他有趣的绘画作品包括故宫所藏的《湖畔射猎图》和《柳荫双骏图》等。这一展区中还有一把英国皇家兵器博物馆所藏的金银嵌宝石兽面纹铁剑，据说是永乐皇帝的宝剑，剑柄是真金制成，刻有喜马拉雅山藏族风格的狮面装饰，两只眼睛由一红一绿的宝石镶成，与宝剑一起展出的还有马鞍、头盔、剑鞘等。

 

　　第三展区的主题是文人艺术，宣德皇帝自己会舞笔弄墨，这期间的文化古籍方面也有丰硕的发展。这个展区中有故宫所藏宣宗1426年2月10日的诏书《刺谕文武群臣夏原吉》，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杏园雅集图》，表现了宣宗朝中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聚会，卷后有三杨及多人的题跋。宣德年间所制瓷器极负盛名，这里展出了上海博物馆藏宣德年制的青花琴棋书画图罐，表现仕女的文艺生活。大英博物馆所藏明宣德年间的青花勾莲纹扁瓶以及掐丝珐琅云龙纹盖罐，精美无比。我最喜欢的展品之一是德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夏昶的《湘江春雨图》的长轴画卷，水墨竹石富有文人气息。其他十五世纪的绘画精品包括德藏陈录的《梅月图》，上海博物馆藏戴进的《金台送别图》等。

 

　　第四个展区是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最有趣的是一本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并排展示的《古兰经》，此经来自北京牛街清真寺，抄于1400年，作者署名“Hajji Rashad ibn Ali al-Sini”，“al-Sini”的意思是来自中国，看来当时伊斯兰教在北京就颇为流行。很高兴我曾经供职过的木版基金会也有两件展品在其中，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是《释氏源流》。关于道教的经典有大英图书馆所藏《玉枢经》，也有许多人在山西博物院的四幅《九天后土圣母诸神众》前驻足，议论着佛教道教的区别。

 

　　第五展区题为“朝贡”，展现明朝中国与亚洲及西方的联系，郑和下西洋是其重要部分。这里展出了造船的工具，显要位置上摆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郑和铜钟，钟上铸有铭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此钟打造于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还有费城艺术博物馆所藏《瑞应麒麟图》，上画一长颈鹿一侍从，描绘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的长颈鹿，有趣的是，在索马里语中，长颈鹿一词是girrin，可能是因为受到中国麒麟二字发音的影响。

 

　　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Andrea Mantegna的油画《三王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这幅作品创作于1495至1505年之间，画上，圣母怀抱圣婴，三位东方的国王献上礼物，其中盛放黄金的正是中国的青花碗。油画旁的展柜中摆放着一个青花碗，花纹图案颜色仿佛都刚从画上走下来。

 

　　花了两个小时将这个展览细细走一圈下来，总体上的感觉是比较杂乱。虽然梁庄王墓出土的金器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没有当年三星堆初次面对英国公众时给人的震撼。整个展览仿佛给那五十年摆了好多个小摊位，缺少前因后果上下文的内在联系。中文标题“皇朝盛世五十年”还算切题，但英文标题“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改变了中国的五十年)，有些让人不知所云。这些展品如何证明那五十年改变了中国？如何改变了中国？展览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和探索。展览的色彩和设计也很热闹，好像生怕观众厌倦，催促着大家往前走。展品的录音解说也太简单，就事论事，很少给人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让我想到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展出的由张弘星策划的《中国名画展》，那个展览一共展出近八十件作品，纵贯公元700年到1900年间的中国绘画，根据年代及主题概括成五个展厅，历史感、学术性都很强。展览以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宋徽宗摹本《捣练图》开始，其他展品略举数例如下：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绘画、张僧繇(传)《五星二十八宿神图》(大阪博物馆藏)、李公年《冬景山水图》(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陈容《九龙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米友仁《云山图》(大都会博物馆)、 宋徽宗《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 戴进《灵谷春云图》(柏林亚洲博物馆)、 仇英《浔阳送别图》(堪萨斯美术博物馆)、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文徵明《拙政园图诗》(大都会博物馆)、徐扬《姑苏繁华图》(辽宁省博物馆)、石涛《清湘书画稿》(北京故宫博物院)、八大山人《河上花图》(天津博物馆)等等。展览的设计相当大气、充满人文气息，展品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让参观者驻足，整个展厅的光线很暗，其主色调和文字说明都以静谧为上，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观摩中国绘画的最佳环境。它不求涵盖中国绘画史，策展人也没提供太多的历史大背景，没把观众当傻瓜详细交代唐宋元明清的来龙去脉，然而，因为策展人在每一幅绘画每一张说明上都很费心思，画上题诗题字他都逐句翻译不厌其烦，再加上平心静气的环境，观众在理解中国绘画的美感和特点的同时，也仿佛做了一次与历史与东方的心灵的沟通。

 

　　当时看过那个展览，我就觉得那个展与喜欢热闹的V&A格格不入，它应该是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而看过如今的这个明朝展览后，我有同样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明朝展在V&A倒会更合适。

 

　　柯律格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不希望大家看了这次展览后只留下一种对明代的刻板印象；我希望让大家看到其中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这点确实是做到了。然而对于世界一流的最顶级的博物馆来说，这真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