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廊多歧路今安在

 

　　一只脚踏在艺术圈里的海生却说："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画廊。"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又一次响彻耳旁。

 

　　在西方近现代艺术史中，成功的画家背后大多有一个成功的画商。这些画商通过自己的画廊以及成熟的运作模式“培养”了许多知名人物。在中国，画廊也遍地开花。2008年，仅北京就有近1万家画廊。一只脚踏进艺术圈里的海生却说：“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画廊。”

 

　　傀儡，还是画家？

 

　　在中央美术学院每年的毕业展上，不少画廊的经营者们会悄悄来到这里，他们如鹰般的眼神在这些毕业作品里流转，像星探一样，希望能够发现一颗耀眼的明珠。

 

　　还在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被画廊发现并签约的。海生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有一半能够和画廊签约。这个被全世界的艺术投资商们拿放大镜盯着的地方，这个中国的美术教育最高学府，它的孩子们都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

 

　　“很多时候，他们(画廊)看中的作品都是与市场上流行的东西有共同元素的作品，如果改一改，就能卖钱。”海生告诉记者。

 

　　接下来，画廊会找这个学生来谈，一般的学生能够拿到一年40万元的签约费用。然而，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会说这是“包养费”。

 

　　张越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就是这么被一家不知名的小画廊“包养”的。第一年，画廊将他的画投到春季大拍上去，最后将作品再以40万元的价格自己举回来。在这年的春拍市场上，张越的作品市场价就是40万人民币一幅了。第二年，画廊再将他的画投向大拍，要是有人高出预设好的价格，画廊就让画以市场价成交，而低于自己预设的价格50万，画廊就以50万的价格自己再举回来。于是，张越的画变成了50万人民币的市场价。短期之内，画廊只要找到下家，就会立刻卖掉张越的画。

 

　　“在与这个画廊签约的时间里，只能是哪路画好卖，我就画什么。”张越说。

 

　　“被他们包了的学生挺可悲的，他们的职业寿命非常短。一家画廊看好一个孩子，还没毕业就谈好了，第一年给你40万，第二年给你60万，第三年给你80万。一旦画廊因为经济的低迷无法生存的时候，这个画家也就死掉了。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自我。”说起这些，与中央美术学院渊源颇深的海生不无惋惜。

 

　　“画商也是商，更多考虑的是让短期利益最大化。据我所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当中，10个被签约的孩子当中，现在至少有9个孩子已经没办法再养活自己了。就是因为被这种畸形的揠苗助长耽误了。”

 

　　来中央美院读书的学生，有的是真爱画画，不管家长如何反对，就是要画。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希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画家。“但是毕业以后，这个数字不超过十分之一。”海生告诉记者。

 

　　眼看他起高楼

 

　　在中国，100个画廊就有100种操作方式。

 

　　胡因与一家新加坡知名画廊签约8年，按照其朋友的话讲：“签得死死的。”这8年里，胡因需要按照画廊的要求作画，不能私下卖掉自己的哪怕一幅作品。并且，胡因需要按照画廊的要求作画，也就是命题作文。

 

　　这家画廊经济实力雄厚，对胡因的包装是成功的，最高的时候，画廊给他做到了10万美金一幅画，而最早，胡因的作品是1万人民币一幅。那时候，胡因办一次个展，在展览开幕前，所有的画都被贴上了小红点，这意味着他的画在开展前都已经被买走了，这样的结果，连画廊都始料不及。

 

　　同样由于创作受限，胡因一直希望早点与画廊解约，能够自由自在地画画。但是，解约以后，他的画价大概落到了只剩原来的五分之一，并且还卖不出去。

 

　　这与他的抗争有关，也与全球经济有关。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正好是胡因和画廊签约的倒数第二年。在解约前夕，由于要与画廊“分道扬镳”，画廊心有不甘。在解约前的一次大拍上，这家画廊将胡因的画一次性全部投向这个拍卖会，自己却不接。并且在开拍之前，与朋友们吹风：“这批画不太好。”结果一直流拍。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买涨不买跌。去年一幅画10万美金，今年5万美金还没人买，明年就只有1万美金了，这个画家就再也无法翻身。当一个东西不停在涨，不管前面有多少风险，后面都会有很多人跟进，但这个东西一旦下跌，哪怕跌到底了，仍然不会有人出手去买。”胡因的这位朋友告诉记者。

 

　　画廊这种运作方式对画家的伤害是致命的。一个画家要想重新再爬起来，比从零开始还要难。除了这些刻意的炒作，还有创作者的情感因素。

 

　　“一个创作者，非常忘我地画一幅作品，倾尽心血，当这幅画变成钱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会有非常深的失落感，而不是得到钱的喜悦。一个人倾尽太多的情感，特别投入的作品，正常而言，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愿意卖给你。画家把自己非常心仪的一幅作品卖出去，就像卖掉自己的孩子一样，除非你给这个孩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归宿，比如说中国美术馆，他会替你把这个孩子好好保存一辈子。”海生说，“所以很多画家不带有太多感情去画一幅画，原因是因为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要去卖这幅画。”

 

　　五斗米竞折腰

 

　　除了画廊的炒作，有一些著名画家也会进行个人炒作。比如在拍卖会上，画家会拿一幅尺寸小的画去拍卖，但事先他会承诺买家拍到画以后，他会画一幅大尺寸的画送给买家。那么，对于拍回这张画的人，市场都知道，是花100万元买的。但实际上这位买家还会拥有该画家另外一张硕大的代表作。

 

　　“我曾经很佩服以前的(中国)当代(绘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画家都是画美好，人的生活已经有太多苦难了。突然有一些人撒了一把辣椒粉进来，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把不满的情绪宣泄在画布上，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然而，这些人却成为最先被金钱击倒的一批人。”海生说。

 

　　每年，会有来自美国的1.5亿美金在中国绘画市场炒作，起初的目的就是来扶持一些反对的古怪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会让某些人不舒服。曾经，硕大的一张画2万人民币也无人问津，后来，这些画却变成了数零的游戏。一些人发现，这样的一幅画原来可以变成一栋房子、一辆豪车。

 

　　尽管如此，也有很多画家不为钱作画。海生告诉记者：“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他们不允许自己出卖人格。这样的画家可能现在为止一幅画还是10万元，但他们在美术界的名声已经如雷贯耳。”

 

　　“比如著名的油画家陈丹青，陈丹青在写实上的造诣，目前中国鲜有人能与之匹敌。我觉得他最好的作品是西藏组画。他到了美国以后，也画过类似西藏组画的作品，但是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他的一幅画只卖到5000美元。”

 

　　2004年的时候，陈丹青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一年给我100万元，有个住的地方，这就够了，我不用愁着去卖画，可以专心画画。“如果用一幅画5000美元来算，一年也需要画至少20幅。达到艺术顶峰的画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些刚刚起步的后辈呢？”海生说。

 

　　在北京三里屯，有一家主要做当代艺术的非商业性画廊，老板是一位蒙古大汉。在市场惨淡的今天，他依然凭着自己的兴趣勉强维持着画廊的日常开销。这家画廊与一些画家有着比较松散的合作，每年给画家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费，让画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对他们也不命题作文，不管有什么新作品，都从学术角度、文化角度、市场角度去认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对什么东西有感觉才画什么，而不是为了钱画画。”

 

　　“我们也会尽量维护他们的作品的市场价格。比如我签约一个画家，他的画出现在某个拍卖会了，我负责捍卫你这幅画每平尺的价格。低于这个我就自己拿回来，如果高于这个我就让市场正常成交。”这位老板说。

 

　　画廊的苦恼

 

　　全球的经济都是有周期性的，有波峰也有低谷。“艺术品市场就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风刮来了旗子先动，底下的东西还没有感觉呢，大家首先不买的就是艺术品，最后一个热起来的也还是艺术品。”

 

　　“正面的画廊，愿意和艺术家共患难，但往往这些画廊是死得最早的。”海生说。

 

　　2008年，北京有近1万家画廊。在经历了2012年艺术市场整体调整后，国内尤其是北京的画廊出现了大范围的经营危机，甚至有很多画廊在这一时段被迫选择了关门。

 

　　之前有数据显示，2012年国内的一级市场，亏损并勉强处在维持及半歇业状态的画廊，约占画廊总体数量的35%，而处于盈利状态的大约只占画廊总体数量的7%。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时至今日，画廊的生存状态更是堪忧，目前还活跃在艺术市场上的画廊也就剩几百家了。尽管有一些还叫画廊，但是它的经营模式已经全部变了，只能靠卖一些衍生品和行画度日。当年的那些画就永远地摆在那里，连问家都没有了。

 

　　画廊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它的功能却不是拍卖行等可以替代的。拍卖行只管找到有市场的艺术品，拍掉收佣金，不必长期为艺术家负责。而且作为中介机构，严格来说也不可投资画廊和与艺术家签约，以免不公正。

 

　　从长远来看，完善画廊的艺术品代理制度无疑才是根本出路。中外市场行情不错的画家，大多借重了这一制度。油画家陈逸飞的成功就离不开美国哈默画廊的推广包装。“关键是，画廊与画家要彼此认可，共同进退。”海生告诉记者。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编者注：如果你读完本版文章后，激发了你向往艺术的愿望，推荐一本启蒙读物给你。《艺术的故事》，作者：贡布里希，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图文并茂、语言轻松，仅6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