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军旅作家的时代担当

——学习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系列文章之三

唐　栋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这些论述都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想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

 

　　我很敬佩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军旅文学创作阵地上的同行们，也同样敬佩坚守在这块阵地上的后生。最近有位文化名人说：现在越是天赋好、越是有才气的作家越不写小说了。我不认同这一说法。相反，我认为还在坚持小说创作的恰恰是有天赋、有才气的作家；他们不光有天赋、有才气，还有对文学的信念。而那些不再写小说的人，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去做官，或者去经商，或者去做别的，这是选择的自由，物尽其用，人尽所能，无可厚非。但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学队伍的精华。因此我说：坚守，是一种起码的文学担当。

 

　　但是，文学担当并不等于时代担当。文学担当是作家对文学的执着，文学的时代担当则多了一份作家的社会责任。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句是“干什么的吆喝什么”，一句是“吃谁的饭给谁干活”。这两句朴素的话语说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这就是人要有良知、要有责任感。作为军旅作家，身穿军装，拿着军饷，那你首先就是一名战士，就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你对这支军队、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你的作品，应该更多地关注时代，关注人民大众，关注军队的新军事变革和现代化建设。

 

　　作家只有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认同感，才有可能担当。一个时代如同二十四节气一样，有立春、有雨水、有惊蛰，也有寒露、有霜降、有冬至。但“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它总是在日新月异中往前发展的，太阳每天都在落山，但每天又在升起。如果对这个时代缺乏客观、科学的认识与理解，看这也不顺眼，那也不对劲，甚至对它失望，就不可能去为它而担当。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我没有目的，文学创作只是我的生活方式；还有人说，我没有目的，我只是喜欢而已。其实，“生活方式说”也好，“喜欢说”也好，这种貌似超脱的说法遮掩不了内心深处的真实。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天性地带有某种目的。大凡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没有目的呢？有，这就有区别了。一种就是为了名利，这也无可厚非，从某种角度看，选择了文学创作就是选择了“名利场”。不能当下出名、当下获利的作家，一般也不会在当下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当然也不排除像曹雪芹、蒲松龄、安徒生、梵高那样在去世若干年后才出名的作家艺术家）；还有一种，那是一些有着时代担当的作家，他们拒绝“逍遥游”，不计名利，用脑袋思考，用思想写作，用身体力行，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情怀，比如我国的鲁迅、茅盾、老舍、曹禺，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给人以警醒、以启迪、以激励。我接受前者，赞赏后者。作家在某些方面就像是医生，在指出病情的同时要永远给人传递生活的希望，让人恢复和保持健康的机体，而不是一见到患者就宣判死刑。我最不能认同的是某些作家，把自己当做正义的化身，专门将这个社会的伤疤拎起来去讨某些人的欢心，甚至用低级的谩骂和诅咒代替文学，然后就渴望着有人给他一个什么奖。这其实是一种透到骨子里的媚俗和软弱，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时代担当。

 

　　（二）

 

　　如何评价当今军旅文学之现状？说它不繁荣吗？每年有大量长篇小说出版（虽然很多只印三五千册），有若干军旅戏剧推出（虽然有的只演几场十几场），另有不计其数的中篇、短篇、诗歌、散文、小品等，加上各种评奖营造的气氛，可谓旌旗翻飞，浩浩荡荡；说它繁荣吗？又有多少作品能获得读者的认可？能进入文学的史册？我的阅读范围有限，这些年读过的作品中，让我特别激动的小说不多。有的小说看到十几页就看不下去了，首先连语言关都过不了，一看就是那种快餐式的、缺乏文化内涵、没有文字魅力的苍白叙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军旅文学现状的焦虑：问题出在哪里？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社会原因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不说，我们作家应该反躬自问：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担当如何？我们是不是把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反映人民关切的社会问题、反映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反映我军的新军事变革和广大官兵的精神风貌作为创作的主要思考？假如作家只关注个人的感受，放弃或淡化对社会发展、对军队建设的责任，甚至跟风去追逐什么“市场效益”，其作品就必然矮化，必然不会有大格局、高境界。

 

　　说到底，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来自于作家的理想与信念。在社会转型期，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空虚浮躁的考验下，理想与信念显得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不仅应是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人，而且他的理想信念还要坚定而又崇高。唯有如此，他才敢于担当；敢于担当的作家才会敢于直面生活、直面矛盾。

 

　　（三）

 

　　直面生活、直面矛盾，这是一个并不新鲜但却是永恒的话题。的确，由于种种原因，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比较难写，这也成为一些军旅作家的“创作之殇”。但是，因为难写而去回避，就是对责任的回避；因为难写而只是隔靴搔痒，不去大胆地、深刻地揭示部队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作品就毫无生命力可言。在我军当今不断推向深入的新军事变革中，各种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也随之而来。只有善于发现、敢于面对、勇于去写这些矛盾，军旅文学才有可能在新军事变革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诚然，军旅作家的责任就是要书写我们民族和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不管是平凡的英雄还是不平凡的英雄，都是我们民族和军队的脊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变化，描写英雄主义永远是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值得注意的是，书写英雄绝不等同于歌颂好人好事，反倒应更加深刻地揭示矛盾，因为大凡英雄一定是在种种矛盾与困境中磨砺、成长起来的；没有了矛盾，就没有了产生英雄的环境；对矛盾揭示得越深刻，英雄的形象就越真实、越崇高。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我们的一些作家去基层部队深入生活的热情和几率大大减少了。经济社会、城市生活和发达的资讯使我们产生了创作惰性，到部队去体验生活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于是就走捷径，靠以往的生活经验、靠猎取资料、靠在网络上百度、甚至靠道听途说去进行创作，其作品必然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尤其是那种认为“体验生活已经过时了”的观念更为荒谬。当下部队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叫“打仗不打赢，一切等于零”；我套用这句话说，叫“写作没生活，一切瞎忙活”。只有长期到基层官兵们中间去，用生命和热血体验生活，用心触摸新军事变革的脉搏，捕捉新鲜真实的第一手创作素材，才是通往创作者心灵、也是通往读者与观众心灵的唯一道路。

 

　　曹禺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艺术家应该有胆识。所谓‘识’，就是要有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知识，见多识广，才能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所谓‘胆’，就是要有勇气，有勇气写，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真知灼见……古往今来，真正成熟的大作家都是真诚的人，他们总是正视人生。对人，对社会，对人类，对世界，都有诚挚的责任感。在错综复杂的生活中，永远追求光明和真理，从未失去希望。对他的时代所面临的大问题，从不躲避，总是和人民在一起，努力探索。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深刻。”愿我们的军旅作家都能够有胆有识，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