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迁《游侠列传》有感

 

　　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专门记事立传。他从理论的高度肯定了「侠」的高尚，同时塑造了一系列豪侠意识的人物形象，把「侠」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和人格加以赞美。

 

　　「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早，侠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侠，俜也，从人，夹声」，是「以力辅人」的意思，后来才发展为指尚武重义、急人危难的任侠之人，同时其原意仍被沿用。

 

　　战国中期，尚未见典籍中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那时的「侠」往往还是与其他各类武士混称为「国之豪士」（《管子》）、「豪杰之士」（《孟子？滕文公上》）、「剑士」（《庄子？说剑》）、「私剑之士」（《韩非子？显学》）、「死士」（《墨子》）等，不一而足。

 

　　战国晚期，典籍中才正式出现了「侠」字。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韩非子》一书。书中的《八说》、《显学》、《五蠹》诸篇，都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任侠」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韩非子》一书中。

 

　　「侠」的名称的正式出现，标志着「侠」这一阶层已彻底从「士」的阶层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从此，「士」便开始成为古代社会文人的代称了。

 

　　秦汉时期，任侠者辈出，慕侠尚气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古代任侠之风最为炽烈的时期。在任侠风尚的带动下，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上至公卿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多以任侠自喜。任侠，在当时俨然成为一种「时尚」。

 

　　西汉时期，受社会上的任侠风气的影响，先秦时代被法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否定的侠，逐渐进入了文人心中。太史公司马迁的对「侠」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使先秦以来的任侠风气上升为一种自觉的「侠」的意识。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融入了自己鲜明的爱憎感情，并强烈的感染着读者。

 

　　整部《史记》都贯穿着司马迁歌颂正义，歌颂抗暴的精神。我们看到的《史记》中的「游侠」，正是司马迁以饱满的热情刻画助人危难的游侠的光辉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司马迁认为，游侠同时具备了「仁」和「义」，这是为其立传的根本出发点。

 

　　司马迁将侠的范围作了带有明显伦理道德倾向的严格界定。他将当时世俗所认为的游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卿相之侠」，即好侠、任侠的王公贵族和投靠，依附他们的侠客；第二类是「布衣之侠」，即在民间享有盛名的平民侠客；第三类是「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民间闾里的流氓。

 

　　游侠是讲求奉献的，有人借游侠之名以牟利。司马迁所说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就是说有些人依仗宗族、朋党和财力欺侮、奴役、盘剥无权无势的穷人和孤弱。从有一帮人支持来看，很像游侠，可是他们干的事情，是与游侠相反的。

 

　　司马迁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也就是说没听说过平民之侠。《史记》中有《刺客列传》，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迹。司马迁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著、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么高的评价，后世也称这些刺客为侠，但太史公显然不认为他们是「侠」，因为他们没有一批追随者。

 

　　在司马迁看来，如朱家、郭解这样的布衣之侠，其行为准则符合其侠义内涵、体现着侠义精神的人，是真正的侠者。司马迁认为，那些贵族的侠，有权、有势、有土、有钱，得名也易。至如那些身处闾巷的布衣之侠，他们都是靠自己的修行，名扬天下，知者无不称贤，才是最难的。

 

　　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之后，历代正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

 

　　西汉以后可明确称为「侠」者日少，堪称「游侠」者几近绝迹。《汉书》与《史记》同样有《游侠传》，但其中的游侠却是形象大变，并指责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相对于极力为游侠找合法地位的《史记》，班固撰写《汉书？游侠传》时对游侠的基本态度是贬抑的。

 

　　后世的史学家与司马迁对游侠的理解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是不同的。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关密切。司马迁的时代，统治阶级对游侠的打压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将任侠之风彻底压制，当时人们依然普遍的敬重、羡慕侠客；在东汉时，游侠已经基本被压制，任侠之风衰落，人们将游侠视为社会动荡的因素，对游侠的更多的是贬斥。

 

　　「游侠」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集团而存在的，这种特定的人群在两汉后便基本消亡，但「任侠」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存在于整个古代社会且历有兴衰、转变。

 

　　史书的不载不是史家的刻意摒弃，而在于正史的纪传体例，以人为出发点的纪传自然不太可能单独为一种风尚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