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样教国学

台湾宜兰县组织儿童珠心算比赛,坐前排幼幼组的小朋友奋力作答。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董兴生

“台湾最好的风景是人。”从台湾参观回来后,济南一中党委书记刘新利禁不住感叹。

在这道“最好的风景线”背后,是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和扎根,是台湾家庭、学校、民间和政府多方对传统文化的打造。小到大人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大到社会对政府政策的质疑和反对,台湾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走过的路,值得我们品读和琢磨。

穷人:“待富者”—人情味的台湾词儿

“无论是交通、环境还是礼仪,都很有秩序,值得欣赏。”尽管已经回来大半年,济南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刘新利还是逢人便对眼中的台湾点赞。

今年初,济南、青岛、济宁等几个城市的十几位校长,组团赴台湾参观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大家回来撰写心得时,不约而同地用到了几个关键词—传统、文化、规矩、礼貌。

说起来,这些年两岸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率先“飞”到海峡这边的,便是一些传统文化的词汇表达。

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首访大陆,把“愿景”这个词带了过来。“会商”一词也很快流行,替代了以往的“商讨”。

细心人可以发现,虽然表达着同样的语义,但在“台湾话”中,不少词汇的文化味、人情味更足。比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出于尊重古语序和声调的缘故,台湾仍说成“得兼”；对穷人,台湾称其为“待富者”,公交车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则被叫做“博爱座”。最近,一名台湾教授与女助理偷情,法院判决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两人超越正常社会礼仪。”

“老师要能这么教,

该有多开心”

作为一名来自儒家文化发源地的教育工作者,济宁市教科所所长刘绪菊去台湾时发现,台湾的学生离孔孟曾颜这些先贤走得更近,没有对传统文化走马观花,而是扎下了根。

说起传统、圣贤,台湾的学生会不会感觉很沉重?

答案是“很轻松”。

“孔子会不会自黑?会的,别人形容他是丧家之犬,他还会承认。”《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走失后发生的故事,被台湾第一女子中学的高级教师陈丽明这样解释。她告诉学生,自黑不是否定自己,而是另一种自信的表现:“你看,孔子都可以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回避?”

这是一堂台湾教师在儒家圣地曲阜“班门弄斧”的公开课。不过,一堂课结束,陈丽明收到许多大陆学生递上的小纸条。一名学生简单地写了一句话:“如果我们的老师也能这么教,该有多开心啊!”

一位坐在台下听讲的当地教师数了数,从谈恋爱到做好员工,陈丽明一堂课讲了十几个《论语》故事,每个都是信手拈来,又在现实中用得上。

大道理不必讲,已是生活习惯

济南容德两岸教育文化研究院负责人王建(微博)菲是这次山东校长台湾行活动的发起人。几年前,他第一次接触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便十分着迷。在做了深入了解后,王建菲发现,传统文化能在台湾扎根,并不是家长、老师为孩子们特意做的设计。

说起来,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本来没有“根正苗红”的资本。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董金裕是地道的台湾人,对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董金裕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台湾使用了50多年的国学教材的总审定。为了能让国学教育在台湾扎根,这位前国民党高官的秘书辞去要职,专心研究起国学,还拜了国学大师钱穆为师。

董金裕说,郑成功去了台湾,算是中华传统文化来到台湾的一个契机。在这之前,来到台湾的文化人都是被贬黜的官员和被发配的囚犯,吏治也不是很好,台湾土著甚至因为官员贪腐时常爆发起义。

几百年来,福建和广东的大量移民又把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带了过去。“他们对原乡有怀念,便将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演变为生活的习惯。”董金裕说。比如,不能随便看人家大小便,台湾的父母会教训孩子“眼睛会长针眼”；孕妇不能拿剪刀,便说“小孩子生下来会畸形”。

“如果是和老百姓讲道理,可能讲不通,于是人们就用这种威吓的方式,来约束你不要触犯禁忌。”董金裕说,恰恰是因为这些先民识字不多,不会讲大道理,一代代传下来的道理才更加生活化,更容易在生活中吸收、传承,并形成习惯。

今天,台湾老师每天会检查学生的指甲有没有剪整齐,耳朵有没有洗干净,衣服有没有折；乘坐电梯的居民会自觉地靠右站；乘坐公共汽车,大家会主动让座……一些传统文化的义理不必强调,自然成为公共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

在一次两岸中学生作文大赛中,王建菲发现,这种“生活化”让很多台湾学生的感情更真挚,文章言之有物。相反,大陆学生更喜欢用高大上的形容词。

梁启超的教学方式台湾一直在用

除了传统习惯,课堂教育也必不可少。

在大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是两门课程—语文和思想品德。在台湾,小学和国中只有一门语文课。

台湾的小学课本将传统文化故事改写成白话文,国中则在《经典》中选择比较短的古文,高中阶段才有专门的传统文化必修课。教学大纲规定,传统文化课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摘选内容,语文课本则选摘《老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作品。

一段时间内,台湾有过专门教授道德的课程,叫三民主义课,但这个课程过于教条,大家都反感,后来便取消了。

“如果只是讲大道理,学生肯定很厌烦。”董金裕说,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课本绕不开圣贤的教诲,要把这些教诲活泼有趣地讲出来,便成了台湾教师的重任。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退休后担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资源中心”的研发教师。她认为,教学不能使用教训的方式,否则效果一定很差。因此,台湾的教师会引经据典,举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慢慢体会。

教师不仅讲孟母三迁,还会讲救火兄弟(消防员)、救生员的故事,原因便是害怕孩子们从小都要当科学家、政治家、大将军,好高骛远。“我们会让孩子们知道,将来不一定非要成为大人物,只需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董金裕说。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有米也得巧妇炊。这一点,台湾的教师队伍做得称职。

虽然教师大都毕业于台湾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但台湾的大学中文系与大陆不同。中文系课程分为三部分,第一是考据,第二是词章,也就是文学,第三是义理,也就是思想文化。而大陆的大学中文系只教授到第二部分。

陈丽明说,在台湾,一本《论语》,教师要通读几十遍,几乎达到倒背如流的地步。对宋明理学中经典段落的解释,从小学到高中,台湾教育部门一方面要求教材的解释统一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另一方面又要求教师对不同的解释多多掌握,以便给学生更大的思考空间。

这套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教授国学时采用的教学方式,100多年来在台湾一直未变。

国学教育在台湾也差点断层

今年年底,山东一些校长还将参与台湾行活动。许多校长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台湾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

“听报告时,一位台湾教授说他们小时候左边口袋放什么、右边口袋放什么都是规矩,甚至唱过养成习惯的歌谣,这让我感觉台湾的礼仪习惯是深入人心的。”济南市光明街小学校长程涛说。

但这位台湾教授坦承,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也屡遇“暗礁”。

近代台湾经历过日本的殖民统治,所幸中华传统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2006年,民进党执行“去中国化”政策,台湾高中实施了50多年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被废除,教学课时大幅减少。

“我们意识到这种断层一旦在孩子身上出现,是很难修复的。”段心仪说。

这之后,台湾教育界掀起反对浪潮,经过多方不断努力,终于将该课程由选修恢复为必选(基本等同于必修),并将课程名称中的“中国”改为“中华”,从2012年9月起恢复授课。

绕过了政治“险滩”,应试教育又成了“暗礁”。

台湾前教育部门负责人李建兴说,台湾几十年来一直面临升学主义抬头的难题,家长只注重智育,而不注重品德培养。

于是,台湾的文化考试经历了一个变革。早期考试只考课本,与大陆如今的考试形式差不多。后来不准考课本,而是考能力,类似于过去的科举,不考具体章节,而是出题让学生根据传统文化的义理作答。

但这也没法考核出学生真正的涵养。

经过多次调整,台湾教育界达成一致:我们把传统的好的东西教给孩子,他们会思考,碰到事情会权衡,这就达到国学教育的目的了。

董金裕欣慰地看到,面对愈发严重的“智力犯罪”时,家长和社会已经重新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方案了。

当然,今天在台湾,传统文化的传承还面临着现代观念的考验。简而言之,传统文化如何在民间继续活下去,如何在现代社会取舍间转型?

这一点,台湾也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