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出走的娜拉”，中国人是否真的了解易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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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17 11:29:58
中国人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认识了易卜生这位“世界文豪”。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但大部分中国人对易卜生的认识还只是限于“出走的娜拉”。
中国人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认识了易卜生这位“世界文豪”。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但大部分中国人对易卜生的认识还只是限于“出走的娜拉”。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如果不是因为今年在挪威奥斯陆亲历易卜生戏剧节，也许很难会受到如此直观的冲击——曾经被鲁迅、胡适这些新文化旗手“概念化”的易卜生，其实可以如此现代，如此多样。也因此，艺术节期间，为数不多的中国嘉宾每次看完戏后聚在一起，都会禁不住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易卜生？”
在中国被长时间“误读”
不能否认，易卜生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剧作家，也许仅次于莎士比亚。这的确要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易卜生作为“欧洲第一大文豪”被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是第一个介绍和评论易卜生的中国人，胡适更是在《新青年》辟出“易卜生号”，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易卜生主义》以及易卜生戏剧的中译本。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易卜生被介绍到中国，更多是一个文学斗士的形象，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戏剧中所传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兴趣，远胜过对他的戏剧艺术的兴趣。
此后，易卜生对中国话剧启蒙影响巨大。中国现代的戏剧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易卜生的影响，并力图还原这位戏剧“艺术大师”的面目。
但是，戏剧家们微弱的声音没有能掩盖“出走的娜拉”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易卜生都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在中国将近100年的演剧史中，中国大众其实始终没有把易卜生看做是一个单纯的戏剧大师。而因为这样并不纯粹的视角，易卜生在中国，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读”了。
还原艺术家易卜生
不过，随着中国戏剧视野的日益国际化，易卜生在中国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可能通过更多的演出和交流得以重塑。
1983年，导演徐晓钟在中央戏剧学院排演易卜生的名剧《培尔·金特》，探索非现实主义戏剧，尝试让观众看到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之外，还有伟大浪漫主义诗剧的瑰丽和奇幻。
2006年，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了“永远的易卜生”国际戏剧季。那一年，“大导”林兆华导演的易卜生象征主义名剧《建筑大师》上演，开启了国人对于易卜生认识的又一阶段。
“易卜生戏剧节”举办30多年，中国戏剧人一共来了三次挪威。第一次是2006年杭州越剧院根据易卜生作品《海大·高布乐》改编的《心比天高》。第二次是2010年林兆华创作的《建筑大师》。今年则是年轻导演王翀带着他的《一镜一生易卜生》来到奥斯陆。
《一镜一生易卜生》是“易卜生国际”在中国的项目，作品本身就体现着中挪两国的文化交流。该剧的编剧是现居北京的挪威青年女编剧费梦琴。王翀作为一个独立导演，这些年一直高举“新浪潮话剧”的旗帜，他在作品《雷雨2.0》中尝试的戏剧新浪潮影像探索模式，这一次在易卜生作品上得以延续升级。舞台上，“整个戏只有一个长镜头，镜头连续不停地拍摄，舞台上同时在迅速换景。”
《一镜一生易卜生》之外，王翀还和“易卜生国际”合作，受委托制作了一部《群鬼2.0》，依然将舞台表演与视频艺术结合起来。在这部对易卜生代表作的当代解读中，原剧中的儿子欧士华变身为一个中国年轻人，在纽约呆了几年后回国。回家后他见到了母亲阿尔文太太，并不得不面对一段被掩盖的童年。这位年轻的视频艺术家，决定邀请几位好友，拍摄一部根据他自己故事创作的电影。
常年致力于挪威文化推广的“易卜生国际”总监Inger Buresund对中国十分熟悉，她表示，他们既希望和中国国家话剧院以及林兆华合作，也很希望和王翀这样的年轻人合作，从这种合作中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对于易卜生的理解。
而在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正在进行一个易卜生剧作的翻译计划。研究中心主任Frode Helland教授介绍说，他们正在把易卜生剧作重新翻译成各种文字，其中包括中文版。此前，易卜生剧本的中文译本大多从英译本翻译而来，多少会有些语音上的损耗，而这一次他们直接从挪威语翻译成中文，并把当年一些时代语境下的翻译重新调整，给中国观众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易卜生。
不管怎样，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戏剧人和文化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易卜生。他们正在努力扭转大众的观感，让那个被当作思想家的易卜生，恢复其艺术家的本来面貌，让那个写社会问题剧也写浪漫诗剧和神秘象征剧的易卜生，重新完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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