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本创作生态和剧作家现状扫描

 

　　2009年、2011年和2013年，中国剧协先后三次在河北、福建、江苏举办了“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会”，在全国各地发起了针对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的大型调研活动，了解了全国各地剧本创作的真实生态，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于今年出版，这是首部有关中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状况的白皮书。创作机构、院团编剧锐减，编剧岗位虚设，编剧人员老化，编剧能力下降……白皮书中，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37篇调研报告，用大量一手数据、材料“说话”，指出了当下剧本创作生态和剧作家现状中的一系列问题，给业界敲响“警钟”的同时也促使相关部门和戏剧人探索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编剧荒”、“剧本荒”非自今日始，早在20多年前就初露端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剧作家集体崛起，他们用立体多元的创作支撑起了中国剧本创作的黄金期。然而，进入90年代，中国剧作家急剧分化，剧本创作开始滑坡，各省市的创作队伍相继进入了萎缩衰退的阶段。这之前，仅吉林省就有近360位剧作者，现在全国剧作者的总和也不过如此；这之前，一次全国性剧本征集活动就有逾千部作品投稿的景象，如今却变成了门前冷落车马稀。时至今日，“编剧荒”、“剧本荒”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些年，随着戏剧演出市场的逐步壮大，展演、节庆、评奖需求的不断增加，各地艺术机构、演出院团对优秀编剧和剧本更是求贤若渴、趋之若鹜，急剧扩大的市场需求与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并威胁戏剧艺术的良性发展。

 

　　现状之一

 

　　渐行渐远的“创作室”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吉林省一个小小的双阳区就有自己独立的剧目创作室，包括5名专职编剧，吉林全省更有省、地、县三级剧本创作队伍，号称“山本五十六”，即356人。然而据统计，截至目前，吉林的创作室（组）就锐减至21个，大部分县级创作室（组）被合并到了文化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创作室”的“危机”。

 

　　张福先，国家一级编剧，今年已经67岁了，曾担任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戏剧创作室主任一职，如今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叫“退休不退岗”。读过几年书、做了十几年农民、写了四十多年剧本，张福先以其不息的阅读和写作热情，最终完成了从农民到国家一级编剧的蜕变。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他不但亲身经历了吉林省戏剧剧本创作最辉煌的时代，也目睹了吉林剧本创作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转折和病痛。据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他们一个小小的双阳区就有自己独立的剧目创作室，创作室共有包括他在内的5名专职编剧，每个月他们都会定期举行内部选题讨论会，为了一个选题的确定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场面十分热闹。每年他们不但创编的戏剧作品数量可观，而且是高产高质，奖项不断。那个时候，吉林有省、地、县三级剧本创作队伍，号称“山本五十六”，即356人。

 

　　然而，好景不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张福先一一目睹了编剧老化、青黄不接，分流、转行，待遇低下、维权困难等一系列难题，而其中最让他头疼和难过的则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根据地”，那个曾经维系着这支编剧队伍的创作机构——戏剧创作室慢慢解体了。

 

　　张福先的经历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当代戏剧发展史上，东北三省的戏剧创作曾一度走在全国前列，并以“三级戏剧创作网”（省、县、市都有以戏剧创作为主的创作室）为傲，盛时每个省都号称拥有一两百位甚至两三百位剧作家。然而，如今的境况却是，曾经上下联动、呈三级网络覆盖的创作机构在不断地“关”、“停”、“并”、“转”的恶性循环中，处处遭受重创。

 

　　据统计，截至目前，吉林的创作室（组）就锐减至21个，大部分县级创作室（组）被合并到了文化馆。黑龙江戏剧创作中心的成员也减至30人左右，其中能独立创作大型舞台剧演出剧本者不到50%，虽然有些剧院还保留了专门的创作部，但是人员严重萎缩。如哈尔滨市戏剧创作室尚在，但能独立创作舞台剧本者屈指可数，不过两三人；齐齐哈尔市戏剧工作室已撤并至群众艺术馆，专职编剧三四个人；牡丹江市戏剧工作室并入艺术研究所，剧作家也只有三四人；而且这些数字中还包含退休离岗剧作家50%的份额。其他城市情况大致相似，戏剧工作室或取消或有名无实。很显然，创作室的调整、取消对现有体制下戏剧队伍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被合并或撤销的机构中的创作员不再能够从事专职创作；另一方面，由于剧团体制改革，创作员的作品为谁而写变得更加不确切；还有鉴于机构撤并，全省创作人员基数减少，发现、培养优秀创作人员的几率更低。

 

　　高文畴，曾经是安徽省淮北市戏剧创作研究室的一名专职编剧，如今也已退休。与张福先遭际不同的是，高文畴所在的这个专业戏剧创作研究室至今仍然存在，编制4人。2005年的时候，该室有50岁以上的编剧两人，30至45岁之间的编剧两人。当地文化局给每个编剧都下达了每年创作一部大戏或三个小戏的任务，年终考核时基本都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戏曲剧目。如2005年高文畴创作的大型古装历史剧《状元戍边》，剧本荣获第十五届“中国田汉文学”剧目二等奖，安徽省第六届艺术节演出、编剧、导演、作曲、舞美、演员一等奖和“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2008年，高文畴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夕阳清照》也斩获多个殊荣，让淮北市一下子成为了安徽省戏剧事业的“排头兵”，以至于安徽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长安曾经评价他为“在皖北的戏剧创作中，勉力撑持着一片希望的天空”。

 

　　但是如今，这个希望也变得若隐若现，因为这个曾经辉煌的创作室不久之后也将“空壳化”。根据淮北市政府意见，该创作室编制将只减不添，其处境堪忧。“今年我们戏剧创作室还有两个编剧，明年再退休一个，就只剩一个编剧了。如果编剧没了，戏剧艺术何谈繁荣发展？结局只会走向消亡。”高文畴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安徽省现有县级以上国办戏剧表演团体48个，其中地级市以上的院团或演艺公司有20个，已全部没有了创作室，演出所需剧本全部来自院外和省外。

 

　　东北三省和安徽戏剧创作室遭遇的“危机”在各省市也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形甚至在中直院团也在所难免。如中国歌剧舞剧院2002年设立了剧目创作部，虽然在职能上沿袭了剧院原有的创作室、艺术档案室、阅览室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一大批卓有成就剧作家的陆续退休，现在专职编剧仅剩徐瑛1人。创作机构的锐减，让很多编剧失却了可供依托、相互交流的精神家园，创作身份也从专职、固定变得松散、游移。

 

　　现状之二

 

　　想要“坚守”不容易

 

　　待遇低、门槛高，门内的人打起了退堂鼓，门外的人也有些望而却步。“熬出来的编剧尚走过了一段寂寞和被冷落的过程，那些没有熬出来的小编们都生活得很‘苦’，既然冷板凳也坐不成个‘家’，外面的诱惑比天大，学院派也高比例‘夭折’，相当一部分人到影视圈去‘改善生活’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写了几年戏剧剧本，而且年产量不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写一部影视剧就能解决一套房。”中青年编剧代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喻荣军曾经这样说过。他的这席话，恰恰道出了一个戏剧编剧劳动成果的低廉，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伴随着戏剧创作室的渐行渐远，于是，下面的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留下来的人慢慢老了；不愿留下来的人就转行干起了别的营生：有的人转到其他部门走向了领导岗位，有的人下海经商，也有的人转行搞起了更加赚钱的影视剧本写作。待遇低、门槛高，门内的人打起了退堂鼓，门外的人也有些望而却步。

 

　　“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曾经战友的纷纷离退，张福先选择理解。“我们这些熬出来的尚走过了一段寂寞和被冷落的过程，那些没有熬出来的小编们都生活得很‘苦’，特别是地市和县一级的编剧，写了几抽屉剧本没一个上演的大有人在。”他表示，剧作家的一生都与“苦难”相伴，但又必须有一种达观的精神，这种“仙境”并非所有人都能修成正果。既然冷板凳也坐不成个“家”，外面的诱惑比天大，学院派也高比例“夭折”，相当一部分人到影视圈去“改善生活”也就见怪不怪了。

 

　　张福先介绍，作为一名编剧，在上世纪90年代，他获一个文华剧作奖被奖励1500块钱，获一个曹禺戏剧文学奖（曹禺剧本奖前身）被奖励1000块钱，奖金在当时来说其实并不算高。“这和演员获奖受到的待遇是有天壤之别的。”张福先感慨道。尽管这份差事在张福先看来多少有些清苦，似乎还有点得不偿失，但他还是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但这种有点堂吉诃德式的“坚守”，似乎成了个别现象。

　　据《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目前全省都没有一个专业戏剧编剧，仍活跃的60岁以下的创作人员仅有5人，且都是业余的；广西坚持一线创作、并能达到国家级层面的剧作家就一两个人，而40岁以下，能独立完成大型剧目创作的剧作家基本没有，只有四五名集表、导、演于一身的中青年剧作家坚持从事小戏小品创作；海南省地方剧种琼剧的编剧队伍“溃不成军”，只有海南省琼剧院1名专业编剧，其余的剧团都没有编剧，若需要本子演出，主要靠两三个退休老编剧提供，多数情况是“等米下锅”甚至“无米下锅”；江苏省编剧人数与剧团数量是49：68，平均一个院团才0.7个编剧，有3个市甚至连一个在职编剧都没有；天津全市专业院团、群文系列及研究机构，在职从事编剧的人员加起来也不会超过5人，其中能够写大戏的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对编剧、剧本创作的忽视、偏见，缺乏对编剧、剧本的长期规划和政策扶植。

 

　　实际上，即便在经济发达、戏剧文化浓厚的上海，编剧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以话剧为例，新时期以来，马中骏、贾鸿源、沙叶新、孙惠柱、费春放、赵耀民、张献、徐频莉8位剧作家曾在海派实验戏剧上取得成就。但调研发现，这些剧作家中的5位，近年来未出现超越其代表作的作品或引起广泛关注，已进入隐性流失的状态；另3位已转移影视，呈显性流失。

 

　　除编剧人才流失和创作能力持续下降之外，青年编剧“上位难”的问题也应引起足够重视。王宏亮，曾经是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6级的一名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就因为自创红色话剧《重庆往事·红色恋人》而获得了“校园戏剧之星”的称号。大学毕业以后他顺利进入了重庆红岩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一名编导，继续从事红岩文化的宣传工作。但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开始在公司他并未被安排从事与编导相关的业务工作，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做公司里的各种兼职，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打杂的”伙计。而这种现象在多数专业院团里也普遍存在。多数院团虽然对青年演员都有明确的培养规划，却没有相关的编导创作人员的培养计划，许多创作人员基本处于“放养”状态。

 

　　据《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中的河北省调研报告显示，年轻作者普遍面临着上演难、发表难、收益低的问题。如此时间一长，青年作者最初的激情就会消磨殆尽。于是，有些年轻作者只能应付于一些小品，甚至电视台文稿的创作，难以为将来的大戏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年轻作者的成长缺乏关注和扶持、缺少经济和感情投入，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对中青年创作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大胆任用上还做得不够，缺乏长远发展规划，也没有形成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等等，都对青年编剧队伍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现状之三

 

　　“歌德派”创作与“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某些年轻编剧急于出名堂，放弃了成就一部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在选题策划、实地采风等方面应花的时间和精力，求速成难当重任，加之本土编剧队伍严重匮乏，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为了应付各种展演、节庆、评奖活动的“工作”需要，各省市纷纷请起了“外援”，追求短期的功利效应。

 

　　“你想过根据中央政策中的几个字眼直接创作一部戏剧作品吗？”这是某省一位主管宣传的领导直接给当地编剧下达的创作指示。一个口号，几个简单的大字，要照此尽快写出精彩的故事来，可真是难为了那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编剧们。此类长官命令式的创作，因其更多是为了获奖而搞戏，为了迎合某人某事而搞戏，或者是为了政绩而搞戏，在业界，往往把这种创作称其为“歌德派”创作，也就是简单的歌功颂德式的剧本创作。

 

　　环顾当下的部分剧本创作，业已成为某些地方政府或行业歌功颂德的宣传品，其直接后果则会导致作品艺术质地的贫弱。“地方剧团难以生存，为了获得经费支持不得不去配合。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变得越来越狭隘，让戏剧去歌功颂德、高台说教，远离了老百姓的日子，这样的作品老百姓怎么会喜欢？”国家一级编剧王新生在一次剧本点评会上说了这样痛心的话。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似乎在一个基本的创作理念上陷入误区，搞不清楚艺术创作该为谁说话，说什么和怎么说。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当下某些年轻编剧的创作惰性，急于出名堂，放弃了成就一部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在选题策划、实地采风、艺术构思、剧本讨论修改等方面应花的时间和精力，往往选择“跳过锅台直接上炕”。

 

　　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诗人贾岛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杜甫更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都显现了先贤前辈们真诚的创作态度，不惜一切代价只为追求艺术的精益求精。

 

　　王新生的一部《沂蒙情》前后创作了两年，这当中他数次深入沂蒙，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实地采风工作。“一个门板我和导演两个男人才勉强抬动，而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沂蒙女人送我军伤员时，抬着门板，而且是小脚走山路，这种艰难可以想象；为了养战士们的孩子，沂蒙女人给自己的孩子断奶，战士们临走的时候拉着一个老太太哭着喊娘，说胜利了进了城，一定把娘接到城里去，让娘过最好的日子。后来，这老太太活了一百一十几岁，她一直在等着……”如果没有实地走访这些革命老战士，他又怎么能够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人物和故事，作品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又从何而来？

 

　　2007年，高文畴受淮北市委宣传部委托，创作了先进人物《谢丹亭》的戏剧，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观众感动地流下热泪。“命题作文很难做，但只要你尊重艺术规律，深入采访，潜心创作，一样可以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好作品来。”高文畴掷地有声地说。

 

　　部分年轻编剧求速成难当重任，加之本土编剧队伍严重匮乏，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此一来，另一个现实问题也就相伴而生了。《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显示，为了应付各种展演、节庆、评奖活动的“工作”需要，各省市纷纷请起了“外援”，追求短期的功利效应。一时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实用主义思维开始左右各地本已倾斜的戏剧生态。在湖北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一些剧团团长公开表示不愿意养编剧：“我养一个编剧，一年好几万，十年就是好几十万，还不知能不能给我写两个好剧本。”同样的现象也在甘肃发生着。除了个别剧作家具有创作和运作的双重能力外，甘肃本土的、具备创作能力的剧作家基本上是只能写剧本，无缘见舞台。甚至在这两年还形成了一个怪圈，编剧好像要具备创作和运作双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投入二度创作。因此该编剧要么是院团负责人，要么能拉来排戏的经费，要么能运作到大奖。这些可不是单纯的一个编剧所能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创作思维在削弱地方编剧创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依靠各种名气、头衔四处忙碌的“名家”、“大家”。不少省份的调研都指出：近几年来，每每在各个重大戏剧活动之前，总有几位知名剧作家格外忙碌，他们是受人之托代写或代改剧本，而且往往是手头的几个剧本同时动笔。这些“名家”真的能次次“出手不凡”吗？以宁夏为例，宁夏几乎每年都要聘请外地剧作家进行剧本创作，但这些外地编剧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调研报告指出：一是，由于对宁夏的历史、现状与民俗，尤其是对于回族的历史、现状知之甚少，便会直接影响他们创作与宁夏、尤其是与回族相关题材作品的质量；二是，他们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办事，一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高报酬往怀里一揣，扭头就走。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全国就形成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经得多，见得广，一个个练就成了“嫁接”的高手，拼贴出一个又一个“拼盘”，然后到全国各地去高价兜售。这样的作品乍一看，很有些新颖，再加上一些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制作，便可以把各地的主管部门忽悠得团团转。虽然不乏获得全国大奖之作，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其中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精益求精”；二是“真心热爱”。

 

　　解决之道

 

　　标本兼治根除剧本创作之“疾”

 

　　有人说，戏剧的危机实际上是编剧的危机，换句话说，中国若没好剧原因之一应归结为没有好编剧。现在要为戏剧招文学之魂。实际上，扭转剧本创作生态是一项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和持久工程，要解决这个问题，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亦非某个文化部门力所能及，把脉会诊中国剧本创作还需寻找标本兼治之道。

 

　　除了魏明伦、郑怀兴、王杰仁、刘锦云等时代造就的老戏痴外，当前活跃在戏剧领域的中青年剧作家大都不是科班出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喻荣军竟是医疗领域杀出的一匹黑马；河北的肖绍权和江苏的胡永忠都是演员转行；湖北武汉的邱建秀做舞美倒没什么名气，改行做编剧却红透了江城。所有硕果仅存的“留守编剧”们之所以与戏剧不离不弃，用张福先的话说，“他们没把写作当成职业，而是作为生命体验，他们与戏剧文学深深相爱、惺惺相惜。以至于勾也勾不去，撵也撵不走。”

 

　　有人说，戏剧的危机实际上是编剧的危机，换句话说，中国若没好剧原因之一应归结为没有好编剧。为此，有着“巴山鬼才”之称的魏明伦一直在呼吁“编剧主将制”，他期待戏剧文学与表演艺术比翼齐飞。对于剧作家和戏剧文学在整个戏剧中的弱势地位，刘锦云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不是文学休了戏剧，而是戏剧私奔了，我们要为戏剧招文学之魂。”此话虽生猛，却一针见血。

 

　　《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中用大量一手数据和材料翔实记录下了中国剧本创作之路走过的历史沧桑，有曾经的辉煌，也有当下的落寞，为我们勾勒出了全国各地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的整体面貌，同时也详尽指出了当下剧本创作所遭遇的种种问题——随着创作机构和院团编剧的持续锐减，编剧岗位的虚设，编剧队伍的老化、分流、断层等现象突出以及编剧创作能力的不断衰微，可以说，中国戏剧剧本创作和编剧队伍建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一篇篇深入扎实的调研报告，把脉戏剧发展，直面病症、查明病根，提出相关药方，持之有据，发人深省，对当下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际上，扭转剧本创作生态是一项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和持久工程，要解决这个问题，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亦非某个文化部门力所能及，把脉会诊中国剧本创作还需寻找标本兼治之道。所谓“治标”，就是提高剧本创作的酬劳，鼓励编剧投入舞台剧的创作。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已将一部剧本的稿酬提高到4万元到4.5万元，获得国家大奖的还有额外奖励。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福建省文联也分别搞了“福建省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库”和“福建文艺创作题材库”，对入选作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江西省也采取行动，实施“江西文艺创作繁荣工程”，每年投入600万元促进全省舞台艺术创作。另外，建立剧本评奖机制，也不失为一个良策，河北、吉林等地已经为此付诸行动。

 

　　各地的“治标”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要想为剧本创作谋万世之全，还必须“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从学校教育抓起，培养年轻编剧人才，实现老中青三代编剧的传、帮、带，从而在源头上注入一渠活水。中国国家京剧院建议，剧院应同院校加强联系，就如何培养编剧人才以及如何促使人才安心就业等问题深入沟通；编剧专业的毕业生进入院团后，应由资深编剧带领他们共同创作，国家京剧院从前的邹忆青、吴江等编剧，就是在老一辈的范钧宏、翁偶虹等的提携辅导下成长起来的，国家京剧院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院团借鉴。

 

　　所有成名的剧作家都并非自我成长的，而是前辈们言传身教、潜心培养的结果，尤其是戏曲编剧，只有在前辈的指导下才能窥其门径、登堂入室。天津的调研报告则提出，可以考虑开设类似音乐学院“大师班”或中文系“作家班”一类的培训课程，让年轻编剧与知名剧作家建立起师生关系，就像院团培养新演员那样培养新编剧，进一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这些年，全国戏剧界举办了大大小小、形式多样的编剧培训班、读书班，发掘提携编剧后进、结成青年编剧集团军抱团取暖，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的确，实践才是提高业务水平的最好方法，应对青年创作人才予以扶持，出台具体的、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鼓励院团积极培养青年创作人才，尽可能减少剧院培养青年创作人员的成本与风险，多给青年编剧一些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声 音】

 

　　目前在职的少数编剧，有的还担负着较繁重的行政工作，建议剧院领导对其工作适当调整，使他们从部分行政杂务中“分身”，能有一定时间从容地进行剧本构思与创作。

 

　　——中国国家京剧院创作研究室副主任彭维

 

　　年轻一代的话剧编剧由于体制外戏剧活跃，尤其是小剧场的实践，相对拥有了一些实践的平台与成长的机会。而年轻的戏曲编剧，却长期没有有效的平台，实践机会匮乏，成长艰难，应当引起戏剧界的格外关注。

 

　　——北京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杨乾武

 

　　戏剧编剧排行“老五”，排在前四位的是：出资方、领导、导演、主要演员，一剧之本业已成过去。

 

　　——上海剧协创作理论室副主任史学东

 

　　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势和演艺产业的兴起，多数剧院仍在坚持为评奖创作新戏，有些编剧仍想用获奖作品来争取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获奖剧目的市场性通常都很低，等到奖项到手，通常就会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天津剧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李鹏

 

　　普通文科的学生，很多人在进入编剧岗位之前，甚至连戏都没看过。他们的创作目前大都处在“练笔”阶段，所写剧本难入院团法眼。

 

　　——安徽省剧协主席王长安

 

　　省里虽然每年有拨给省属院团每个团50万元的剧目创作经费，但没有拨给省文化厅和艺术研究院用于抓全省剧本与剧目创作、人才培养的专项经费，所以艺研院和艺术指导委员会抓剧目创作工作经常会面临经费短缺、难以为继的困难。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林瑞武

 

　　人人都能成编剧。甘肃职业剧作家目前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交通局长当编剧，搞音乐的、搞表演的团长当编剧大行其道。

 

 

　　——甘肃省《甘肃艺苑》编辑部主任段建成

　　能驾驭大戏的作者少；能立上舞台的大戏作品少；加入编剧行列的新人少，年轻的编剧远离舞台、远离生活，既缺专业锻炼、又无法接地气。

 

　　——贵州省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石佳昱

 

　　一些剧团是“吃饭”比剧本更重要，跑市场只是迎合一些老年观众和农村观众的口味，几部传统戏年年演，月月演，天天演，省钱又省力，有一口饭吃就得过且过，缺乏发展与创新意识。

 

　　——湖北省剧协副秘书长张法德

 

　　基层编剧作品出路渺茫，没团体排演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一些转企的剧团，为了生存疲于奔命，根本没有资金投入新剧目生产。

 

　　——河南省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陈涌泉

 

　　不少院团因长期没有自己的创作人员，造成剧目生产十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往往是评奖剧目高投入，闪亮登场，而常规上演剧目则采取微投入，只能在低层次“就地打滚”。

 

　　——江苏省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黄霞芬

 

　　近几年来，每每在汇演、剧目展、戏剧节等大的戏剧活动之前，总有几位知名剧作家格外忙碌，受人之托代写或代改剧本，而且往往是手头的几个剧本同时动笔。即使是“名家”，也未必能次次“出手不凡”。

 

　　——辽宁省艺术研究所党总支书记王吉祥

 

　　现在的剧作家，不大提倡深入生活了，创作者大多是坐在家里写作，闭门造车。生活是什么样子？老百姓关注什么问题？有什么呼声？有的剧作者并不明白。要搞什么活动了，搞艺术节了，剧团要排戏了，领导要剧本了，这才匆匆忙忙找题材、写作品，导致出现了很多粗制滥造的剧目。

 

　　——陕西省剧协副主席丁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