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题材戏曲剧目要历史地完成舞台呈现

 

　　◎ 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统戏以女性题材为资源进行挖掘创造，拓宽了戏曲题材的空间、丰富了戏曲人物形象，产生了众多性格鲜明、思想解放、聪敏睿智的女性形象和作品。与此类成功剧目的创作理念不同，有些剧目则为了突出悲剧性、深刻性、特殊性、传奇性，将女性塑造成了高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

 

　　◎ 这种创作理念绝不能过度膨胀，如果中国的历史完全都是由如此性格的女性“统治”着，恐怕历史早该改写了。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要紧紧抓住她们的独特性和感染力，同时也要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角度出发，艺术地、真实地完成舞台呈现。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样式，千百年来她以丰富的题材故事、情趣各异的审美追求、唱腔变幻多姿的音乐形态，以及风格迥异的表演技艺备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和青睐。戏曲题材的选择和戏曲人物的塑造是戏曲剧目创作的重要内容，女性这一社会生活中独特的群体作为戏曲塑造的形象在戏曲创作中并不少见。悲天悯人、感天动地的窦娥，勤劳贤惠、孝顺可敬的赵五娘，忠贞孝道、不畏权贵的秦香莲，忠于爱情、大胆追求自由的杜丽娘等一系列性格鲜明、可亲可敬的女性形象，深深地印在老百姓的心中。

 

　　近年来，戏曲创作在女性题材方面仍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新的人物形象和表现角度体现了戏曲界新的思考和价值表达。这些戏曲舞台上的女性人物不仅丰富了当下的舞台，以艺术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当代思考，同时在戏曲艺术变革、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也进一步提出对女性题材戏曲剧目的创作问题进行总结、思考的艺术诉求。

 

　　新编历史剧以一批深明大义、睿智果敢的女性人物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艺术思考。

 

　　历史无论多么久远、模糊，它与现实生活、个人情感命运总会有诸多的相似和不解的关联，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独特性。历史剧的创作演出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在历史中汲取着营养，历史剧的创作及对历史上女性人物的塑造同样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内容，剧作家通过对她们的书写表达了自己独立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艺术的哲学思考，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积极的不懈努力。

 

　　著名剧作家郑怀兴创作的苏剧《柳如是》，取材于明清易代之际著名文人钱谦益和名妓柳如是之间爱情、生活、价值理念的矛盾冲突。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其诗词、书法皆有较高造诣。钱谦益才华横溢，学贯古今，名噪朝野；柳如是因仰慕这位明末文坛领袖的品格、才学而以身相许。明亡后，钱谦益变节仕清，柳如是对他失望、质问、怨恨，但是仍然体现出对丈夫的疼爱，而非绝情的痛斥与果敢的离弃。这样的女性是可敬的，也是可亲的。夜里微醺的柳如是荷锄入园，把钱谦益的前朝衣冠亲手埋入土中，为他修一衣冠冢。柳如是面对三炷清香、一抔黄土，饮酒、恸哭、大笑、忧愁，表现了一代才女拥有的理想抱负和夫妻情义，醉而不疯，悲而不绝。王芳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刚烈、儒雅、聪颖、贤良的才女子。

 

　　蔡文姬，名琰，原字昭姬，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京剧《建安轶事》截取蔡文姬归汉以后的生活为题材，突出表现了她变幻不定的生活际遇和曲折动人的情感生活。《董生与李氏》中塑造了一位年轻貌美、大胆追求爱情的年轻寡妇李氏，她情感真切、细腻，生活在丈夫的牢笼里，丈夫死了还要安排董四畏来监视她。昆曲《李香君》、京剧《北风紧》、川剧《李亚仙》、昆曲《红楼梦》、川剧《潘金莲》等剧目，都成功地塑造了李香君、完颜标艳、李亚仙、林黛玉、薛宝钗、潘金莲等女性形象，她们触动了戏曲剧作者、表演者的心灵深处。创作者通过这些女性的曲折历程，传达了其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思考，完成了充满思想性的艺术创作。

 

　　现代戏中塑造的思想开放、性格鲜明的现代女性形象，大大丰富了戏曲创作的题材范围和舞台表现空间。

 

　　除时间跨度久远、人物众多、地域广阔的历史题材以外，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也是戏曲创作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与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相比，现代戏在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百姓生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京剧《华子良》、晋剧《上马街》、评剧《马本仓当“官”记》、花鼓戏《平民领袖》、淮剧《半车老师》、粤剧《小凤仙》和豫剧《兰考往事——焦裕禄》等一批优秀的现代戏剧目充分反映了现代戏的成就。

 

　　革命现代戏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为革命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的英雄女性，她们的顽强精神和无畏气概深深地感染了观众。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塑造了英勇坚贞、宁死不屈的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粤剧《小凤仙》和京剧《知音》取材相同，在蔡锷与小凤仙相知、相识、相爱的过程中，塑造了有胆有识、敢于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风尘女子小凤仙。吕剧《苦菜花》歌颂了在民族利益面前展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顶天立地的英雄母亲冯大娘的伟大精神；柳琴戏《沂蒙情》塑造了抗战时期以山杏为代表的沂蒙女人的光辉形象，展现了她们坚强、执著、牺牲、奉献的沂蒙精神。

　　“女人当家日子旺，风河飞来金凤凰。”河北梆子《女人九香》塑造了新农村建设中敢想敢干、刚直不阿、精明泼辣的女性——九香，她大胆包租土地种植进口品种蔬菜，带领全村人民致富，反映了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艰辛历程与生存状态。吉剧《站醒台》（《鹿乡姐妹》）中闫家三姐妹，也都是新农村建设中突出的女性形象。滑稽戏《顾家姆妈》讲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女护士顾飞雪突然失踪了，把自己收养的一对龙凤胎弃婴留给了扬州保姆阿旦。本来只是顾家保姆的阿旦，终身未嫁，勤勤恳恳把两个孩子养大，日子越过越好，最终向孩子们揭开了谜底，在心酸的故事中袒露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顾家姆妈》由于苏州滑稽剧团台柱子顾芗的完美演绎，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还被天津评剧院三团移植创作了评剧《非常妈妈》，足见剧作和保姆阿旦形象强大的艺术力量。此外，河北梆子《晚雪》中历尽坎坷寻找养女燕子的母亲晚雪、漫瀚剧《草原阿妈》中收养孤儿的蒙古族教师乌兰，这些女性对别人的孩子投入了无微不至的爱，平凡人的身上折射出母爱的熠熠光辉。

　　此外，蒲剧《山村母亲》中为儿子默默奉献、隐瞒自己身份的母亲，秦腔《花儿声声》中热情奔放、热爱花儿、敢于追求爱情、留恋山村的王杏花，晋剧《大红灯笼》中生活在封建家庭中内心煎熬、备受扭曲的姨太太颂莲、卓云、梅珊，川剧《金子》中爱恨交织、充满悲剧命运的金子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都成为戏曲舞台上别具特色的人物。这些活灵活现的现代女性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戏曲创作的题材，还伴随着新人物的塑造拓展了戏曲的表现空间。

 

　　女性题材新编戏曲剧目创作和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突出女性人物独特性、思想性的同时，还需历史地、艺术地完成呈现。

 

　　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戏曲表演舞台上是需要的，在艺术创作上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长久以来，中国男权社会的性质使女性天然具有弱者的地位，悲剧作品中塑造成悲剧人物有感染力；二是同样的事迹、行动由女性担当起来更具有典型意义，女英雄更能成为榜样；三是女性与男性性别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与男性的迥异，进一步导致其思想意识、价值观上的殊异。女性题材这块肥沃的土地自然是不会被剧作家轻易放手的，不过，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很容易过度突出独特的一面，未能历史地、艺术地完成舞台呈现。

 

　　京剧《建安轶事》中，蔡文姬作为一代才女并非少情寡欲，和普通女性一样她也渴望自己拥有美满的爱情生活，但是她又无法忘却自己的过去，在面对左贤王和自己的孩子阿迪时，她表现出一种无法抹去的留恋。这样的人物恰恰就是真实的人物、可信的人物，她既雄才满腹，又忧思难解；她既思念中原家乡，又难舍丈夫孩子；她既才学出众，又抹不开儿女情长……蔡文姬一生为情所伤，三嫁其夫，又怀着满腔壮志完成了《后汉纪》。这样一位命运多舛、情感波折的女性并没有被人为地提纯、拔高，不完美的文姬恰是真实的、感人的、美丽的。

 

　　戏曲舞台上主人公被主观拔高、故意雕琢的做法并不少见，尤其是在革命现代戏创作中，这也是此类作品不吸引观众、感染力差的原因所在。刘胡兰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可亲可敬的青年女战士，更是一位信仰坚定、意志顽强的革命烈士。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和晋剧《刘胡兰》都是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戏曲作品，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各自不小的成就。《铡刀下的红梅》在戏剧结构上更加紧凑，集中表现的是刘胡兰上法场后与敌人英勇的周旋和坚强的意志，不愧称之为“女英雄”。晋剧《刘胡兰》另辟蹊径，通过刘胡兰的身世、家庭环境、参加革命过程，以及她为革命保守秘密而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艺术地再现了这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共产党员。该剧以真实的情感生活、生动有趣的细节、可亲可敬的人物，在轻描淡写之中塑造了一位不平凡的英雄，一个真实、可爱的小姑娘。作品充分尊重了人物的历史真实，合理把握了她的心理特征，不超越，不拔高，没有把刘胡兰写成反抗精神强烈，从小就是个强人、英雄那样的人物。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十多岁的女孩非要比成年人还强三分，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处理在其他作品中屡见不鲜。

 

　　二人台《花落花开》也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良心考究中塑造了诚实、善良的月清；京剧新编历史剧《才女鱼玄机》描摹了一位诗赋满怀、情真意笃、因爱所痛、为情所困的才女，塑造了一位思念成疾、自甘沦落、大张艳帜、醉生梦死的鱼玄机。她的形象并非冰清玉洁、品德高尚，恰恰反映了唐代道观生活的混乱、部分女性的放纵等状态。汉剧改编传统戏《宇宙锋》，在历史语境下着重表现了赵艳容的心理变化历程，达到了修旧如旧的目的和效果。

 

　　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统戏以女性题材为资源进行挖掘创造，拓宽了戏曲题材的空间、丰富了戏曲人物形象，产生了众多性格鲜明、思想解放、聪敏睿智的女性形象和作品。与此类成功剧目的创作理念不同，有些剧目则为了突出悲剧性、深刻性、特殊性、传奇性，将女性塑造成了高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这些女性又有一大批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批评精神，具有超越男性抗争精神和价值理念的世界观和英勇事迹。当然，这样的女性无论在当今全球化的中国，或是源远流长的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中都会存在，抑或是剧作家的价值理想的再现；但是，这种创作理念绝不能过度膨胀，如果中国的历史完全都是由如此性格的女性“统治”着，恐怕历史早该改写了。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要紧紧抓住她们的独特性和感染力，同时也要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角度出发，艺术地、真实地完成舞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