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r剧团《剖腹产》：今天的我们怎样做观众

 

　　Zar剧团导演亚罗斯拉夫-福莱特(Jaroslaw Fret)此次带到中国的作品是《剖腹产》，是超过十年时间完成的统名为“童年福音书”三联剧之一(其他两部分别为2003年的《序曲》与2009年的《阿赫力》)，创作过程还包括剧团从1999—2003年赴格鲁吉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地对当地民间、宗教音乐的采集。《剖腹产》创作于2007年，据导演说，是三联剧中戏剧性最强的一部。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对这场主题明确(论自杀)、不足一小时的演出进行理性的定义或伦理性的读解，它留给我们的符码、隐喻，或是情绪的片断、共振能否拼接出一个有关“自杀”之前心理、情感状态的有效体认，似乎只能留给每个观众在脑海中自行剪辑。

 

　　人艺小剧场舞台上搭建起一块斜向、白色的地板，悬置于前后的两扇窗户营造出一个客厅式的空间，表演者喝着红酒，迎客而来。演出开始，表演者分为肢体表演、歌唱与伴奏两组，更多时候，歌唱又将两者融为一体。我们可以找到格鲁吉亚葬歌、科西嘉岛民歌，埃里克-萨蒂钢琴曲。如果对“童年福音书”三联剧的创作过程稍加追溯，我们又在文学性资源中发现了保罗·策兰、艾略特、加缪的名字，与其说Zar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戏剧，不如说是在寻找、建立一种传统资源与表演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格洛托夫斯基戏剧实践思路的延续。

 

　　自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开始，以否定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重新探寻戏剧、表演的本质，已成为一条可以梳理的脉络，格洛托夫斯基称阿尔托为“戏剧可能性的诗人”，认为阿尔托为此画出了一幅非凡的幻象，却并未建立起实现这些幻象的有效方法，格洛托夫斯基与他的继承者们由此展开实践，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他们的作品看起来近似宗教仪式，却并不供奉神圣，而是将世俗、人心放入其中，Zar的《剖腹产》顺延这一思路，在这场歌唱仪式中，放入的是现代人决定或放弃自杀时的精神状态，即使所有素材取法于古老的传统，整场演出中的室内营造，现代舞般的肢体，可感可观的依旧是日常、个体的经验。

 

　　不论是喃喃自语式的剧情提要，或是表演者对自身的专注，《剖腹产》的舞台上找不到明确的角色，整场演出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表演者的自我救赎，自我问询，这也正似格洛托夫斯基所言“我上演一部戏剧并不是为了教给别人我已经知道的东西”。观众进入演出空间，看到表演者用沉重的高跟鞋敲击地面，一次次爬上椅子触碰光源而不能，或是用力撕扯自己衣服的肩带，绕着舞台空间踉跄奔跑，看到满地的碎玻璃和红酒，伴着多声部、粗粝的吟唱，我们在感官上依旧会间或发生类似碎玻璃摩擦皮肤渗出鲜血的感觉，可那到底是什么？包括创作者在内的每个人的答案都不确定。

 

　　不难注意到，蒙太奇式的剪辑与拼接，似乎是此次来京演出、同受格洛托夫斯基影响的Zar和Odin剧团共同用到的概念，不过在Odin看来，蒙太奇与创作关系更大，导演对演员肢体、即兴训练进行剪辑，进而加入文本等其他元素，最终完成《盐》这样的作品。而对于Zar来说，他们似乎更侧重以歌唱将一个个情绪碎片传递给观众，将剪辑交由观众去完成，这或是一种对意义开放性的强调，但在对观众如何理解表演这样问题的追问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Zar、Odin的创作似乎并不打算为观众营造期待视野，他们强调表演者的专注、存在，强调作品对素材有机的组接，那么面对这样的作品，观众何为？或如过眼云烟，留下些许感叹，或发挥主观能动性，营造自己的参与感，这也是残酷戏剧对于人的改造命题的某种变奏。

 

　　成立于1964年的Odin已经经历50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传承方法，相比于此，Zar确实还是一个年轻的剧团，在他们最新的作品《阿迈恩，姐姐》中，剧团开始走出客厅，向奥斯维辛之后的欧洲历史、身份、尊严提问，这是否意味着Zar的一个新阶段，还未可知。

 

　　现代戏剧在中国刚逾百年，相比于世界戏剧也算是一门年轻的艺术。1935年戏剧家张彭春在思考中国戏剧发展时，曾回忆起在苏联听梅耶荷德说到有机造型术“是拿中国戏训练演员的方法作参考而产生”，1967年格洛托夫斯基谈论质朴戏剧时再次引证中国戏曲以说明自己对表演符码的重视。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历史的重合与共鸣，如何思考传统与现代戏剧建立的联系，这或许是一个常新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