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线”串起乡村中国

 

　　其一是农民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冲突。这在主人公杜深忠和妻子张兆珍的关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家庭贫困的老农杜深忠上过高中，是村里的文化人，喜欢练书法、弹乐器，天天在门口照进阳光的空地上写《道德经》。他的妻子对此非常不解，说他是“头顶炭火不觉热”。当杜深忠用690块钱买回一把惦记多年的琵琶时，妻子又一次发火了：“家里谁没鞋谁没袜子，谁没裤谁没褂子，你为这个家庭想吗？整天抱着琵琶穷酸。”但杜深忠认为：“人需要吃饭，得活着，精神也需要吃饭，需要哺养，要有高雅的因素去填补。”这样的矛盾在这个家庭中已存在了20多年。杜深忠的精神境界、文化层次和生活追求要比妻子和其他村民高，却也因此与农村大环境无法融合，甚至成为被嘲讽的对象，成为“边缘人”。追溯出现这种尴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没有享受精神生活的资本；另一方面则是基层文化娱乐设施不完善，许多偏远农村覆盖不到。如何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使其不为基本生活发愁？如何才能繁荣适合农民需求的基层文化？怎样把农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和谐统一地发展起来？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其二是农村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村支书张自恩是基层村官的代表，一年来酸甜苦辣尝尽。有人找他打架，因为修建文化广场砍掉几棵树；有人怀疑他贪腐，到镇上去查他的账；有人摔门给他脸色看，因为村两委班子工资太低。他自己感慨，“一年就赚了一肚子酒，赚了一肚子气”。但是他没有就此灰心甚至懈怠，仍然时刻惦念着怎样发展村里的旅游产业，提高乡亲的生活质量，繁荣乡亲的文化生活。基层村官确实不易干，一人难称百人心，在平均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如此纷繁复杂的乡村政治生态环境，考验着千千万万基层农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气度。如今，国家推行了包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新的农村基层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问题得到改善，但还是有一些顽疾存在。

 

　　其三是农村青年人的出路问题。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在下葬的时候，四五岁的儿子指着棺材天真地问爷爷：“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看到此处，我热泪盈眶。农村人到城里打工，一方面面临城市户口、医疗、住房等各种政策限制和经济压力，融入难，立足更难；另一方面，他们从价值观上已经认同了城市生活方式，不会农活，也不愿再过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也无法回到农村。这样他们就成为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入的两难的“夹心层”。主人公杜深忠在教育读大学的儿子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得好好读书，千万千万得，咱这二亩贫瘠的土地不养人。”一个农民父亲的肺腑之言，道出了读书依然是农民子弟成材的最佳出路。

 

　　除了巧妙的三条线索，《乡村里的中国》在纪录片的创作艺术上也有许多突破。镜头聚焦基层农民，故事性强，所有问题都是通过人物情节发展自然表现出来，线索清晰，充满张力。最重要的是主题具有普遍性，努力探讨人性以及人的生存价值，是对这个时代农民命运的生动展现，极富震撼力。

 

　　纪录片的发展，既需要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也需要有更多适合院线放映、引发观众共鸣的影片来培育市场，更需要观众改变仅仅喜欢快感刺激的文化消费口味。希望这部《乡村里的中国》，能让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回望并反哺生养自己的村庄，也让城市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引发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多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