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光红：固守营垒的国学学者

 

 

 

　　吾师国光红先生，别号海右布衣学人、牧麟屯客等，现居济南。先生本业西语，后入山东大学，师从章黄传人殷孟伦先生治小学，从殷焕先先生治语言学；知天命之年，复入蜀中，从四川大学常正光先生修甲骨文。先生学出名门，上承清代考据学派坚实之学问，中接章黄学派小学之锤炼功夫，在我国传统文字训诂音韵研究之外，复又突破前人学术考察对象，于经史、诸子、楚辞、古神话、古文字、考古、古中医、天文历法、红学、诗词文赋诸学术领域皆有精研。先生每立一说，多发其覆，每发一覆，皆力求确乎不移，日积月累，遂构筑起一座令人目炫神迷的文化宫殿，入眼琳琅，可作楼台七宝观。此先举两例以明先生治学之精严，学思之圆通。

 

　　1989年，江西新于大洋州镇发现商代遗址，学界诸家或曰墓葬，或言祭祀遗址；于其文化族属又有虎方说、句吴说等，先生综合文字经史神话之学，首先提出刑天祭坛之新说；  1996年，青州龙兴寺出土佛像，轰动海内外，而龙兴寺佛像被毁原因及时间，一时无人可解， 1997年，先生首先提出系因宋徽宗时僧人为“德士”的一场变相灭佛造成。吾国灭佛史自“三武灭佛”说转为今日“三武一徽灭佛”说，即为先生所首创。这类考证看似神悟，然而这种神悟背后其实隐藏着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

 

　　曾几何时，学人皆以罗列材料为要，搜尽奇峰打草稿，东海未至，忽思西海；南学未明，复趋北学，辗转之际，往往忽视了最基本的学术积累。这种积累，约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小学的精熟，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本是章黄门徒最基础的功课，故太炎先生在《国学略说》中首推小学；二是对经史诸子的精读，许久以来，学界批评章黄学派 “温故而不知新”，这种误读来源于其对新材料的表层疏离；第三个层面是文字、经籍、语境之间的相互建构能力，即将整个学术研究作整体把握。这三个层面，绝非朝发夕至，亦非一思即得，非有数十年的学术和思维训练不能至。清末民初，诸家攻城掠地，获益甚夥，究其根本，除彼时新材料层出不穷外，诸家大多尚有传统小学和经史诸子的坚实基础。随时间迁移，今之学人多未有传统小学和经史诸子的系统训练，对旧材料尚不能得门而入，于新材料则更是望而莫接了。两相观照，方能体察章黄学派于今日意义的重大，方能了解吾师国光红先生真正的学术价值。

 

　　承接章黄学派治学门径，先生复涉多端，凭借其精熟的小学功夫、对吾国典籍的了然于胸和超凡的文字、经籍、语境间的架构能力，对吾国文化发明日多，数十年来凡所创获不下百种。我生也晚，课堂聆听先生教诲之时，先生已近退休之时；我生也幸，能于先生退藏之后复沐其亲炙；我生也愚，于先生传统学问未能承继发扬，忝列门墙，愧之何及？此谨将吾师之楚辞学、古神话学、古文字学、易学、红学、诸子学术等研究领域试作简述，以补己过。

 

　　一、先生的诸子研究——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例

 

　　张载曾言：“于不疑处生疑，方是进矣。”先生治学，亦于常人不疑处生疑。但先生之发现问题的治学思路与胡适后来所提倡的做学问要“不疑处生疑”有着根本的不同。胡适及其引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悬问题以求证”，与先生所传承的章黄学派“细心参读疑自生”的治学方法有着学术源头的区别。先生读书，务求精熟，每至深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遂知秋矣。

如先生对《老子》说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哲学命题便有新解。先生认为，《老子》原文应当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气，气生万物。”后人将《老子》原文的“气”字误认，并且误抄为“三”。

 

　　先生谈及此时言，中国古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先民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是阴阳，这是长期通行的主流哲学思想、文化思想。这个主流思想集中表现在《周易》这本书里。

 

　　《周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基础。这本书的要义是“阴阳”，阴阳就是矛盾。《周易》反映的是“阴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普遍性规律，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一分为二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从天圆地方到寒暑时令，从伦理道德到社会规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君臣、父子、夫妇、师生、朋友，到中医理论等，概莫能外。一分为二的思想不容许在“太极生两仪”与“两仪生四象”之间插入一个莫名其妙的“二生三”。所以从哲学层面看，怪异诡谲的“二生三”是不可能的。

 

　　同时先生运用其语言文字学分析，《老子》这四句话是韵文，是押韵的：一、二、气、物四个字押韵。一、二两字是上古质部字，气、物二字是上古的物部字，上古质、物两个韵部是相邻近的入声韵部。所以可以通押。质、物两个入声韵部甚至原来就不分，原本就是一个韵部，因为与之对转的真、文两个阳声韵部原本是可分可不分的。这样看来，一、二、气、物四个字都属于上古的“质——物”韵部字，它们是同部押韵，如果念成“二生三”，就不押韵了。

 

　　甲骨文的“气”字，与“三”字，两者字形差不多一样，直到西周青铜器铭文，“气”字还是作“三”形。于是“二生气，气生万物”就被错认、错抄，以至于今。

 

　　二、先生的楚辞学研究——以廓清“九歌诸神”原貌为例

 

　　先生的楚辞学研究，既运用传统小学文献资料资以考据，又引用西方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哲学等加以参证，再与《周易》等诸经籍发生建构，成果蔚然。1999年，先生将其楚辞学研究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九歌考释》，是集甫出，即为国内楚辞学领域所重视，集内诸文，如证“东君”为月亮，“东皇太一”乃祀高阳，“云中君”即蚩尤等，皆体现了先生对我国上古文化领域的全面掌控能力，为读者呈现了楚地人神共舞的原始祭祀群像。如先生证“山鬼”为雨师一文，即可见先生治学之圆融汇通。

 

   “山鬼”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然《山鬼》到底祭祀何神，两千年来的楚辞学者皆众说纷纭，最终只能根据字面猜想：“山鬼”为山中女鬼。

 

　　先生为证其误，首引《山海经》“之“雨师妾”与“女丑”，复引先秦时代的楚国方言将巫觋即叫作“鬼”的现象，由此推论，字面意义显示“山上之鬼”的“山鬼”，其实就是《山海经》说的“居山之上”的“女丑”，也就是“雨师妾”。所以“山鬼”乃祈雨之女巫，所祭祀的神也就是雨师，《山鬼》篇是古代楚国舞雩台上祈雨的巫歌。这就是《九歌》十一篇中唯有《山鬼》篇出现大量风雨雷电内容的原因。

 

　　考证至此，先生复将“山鬼”纳入《离骚》语境中审视，并引《周易》、《方言》以加论证。《周易》中，作为八卦之一的“离”象征火，还象征“中女”；扬雄《方言》为我们提供了楚方言的“骚”是瘸腿、跛脚的信息。同时，扬雄《法言》还提供了“巫步多禹”的上古信息：大禹是巫觋首领，长年治水土，落下腿脚尪痹的毛病；这腿脚毛病偏偏被巫觋们仿效，叫作“禹步”。综合这些难得的上古信息，可以推论 “离”可以象征火中的中年女子，“骚”可以象征跛脚“禹步”而舞，所以“离骚”正好是祈雨女巫。先生断定，屈原是以祈雨女巫自况，而将楚怀王比作雨师。

 

　　论证至此，先生依然不舍穷寇，将此话题扩展至《史记•秦始皇本纪》，他联系到华阴道上拦住秦始皇使者、并送璧给秦始皇的那个神秘人物之言论，此一结论愈加结实。那人说：“为我遗滈池君。”《说文》释滈字为“久雨”，所以“滈池”就是贮存“久雨”的池塘，“滈池君”就是雨师。巧就巧在被称为“滈池君”的秦始皇称此送璧人为“山鬼”。

 

　　最后先生风趣的写道：“离骚大山鬼，山鬼小离骚。”

 

　　先生书中对《九歌》十一篇诸神进行全面考证，得出来的结论皆如《山鬼》篇一样引人入胜。再如《云中君》，两千年来诸家一直沿袭东汉王逸的“云神丰隆说”，但是先生注意到，《云中君》全篇不见雷雨，所以这个传统说法同样是以讹传讹的陈词滥调，全不足信。经先生考证，《云中君》之文实为楚国巫坛上一支祭祀蚩尤的巫歌：“云中”有雷、雨，八卦之震卦为雷，坎卦为雨，上震、下坎组成六画《解》卦，其象传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罪侑过。”蚩尤是被肢解而死的，古人缘其死而命其神，所以蚩尤就是“解君”，《解》卦就是蚩尤卦。《解》卦呈雷、雨之象，雷雨都是“云中”之物，所以蚩尤就是“云中君”。

 

　　三、先生的上古神话学研究——以“嫦娥”新证为例

 

　　国学研究需要具备坚实的基本功和大量的散点知识，基本功就是文字、音韵、训诂，散点知识则涉及历史、神话、文学、民俗等多方面，先生对上古神话的研究便如是。先生新近出版的《读史搜神：神话与汉字中的密码》一书，从历史与神话关系的视角，对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和夏商周的巫术现象，以及这些时期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对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予以梳理，运用文字学和历史资料对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其他神话人物一一考证，重构上古神话系统，并揭示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与分界。以先生对嫦娥的研究为例，可见先生古神话研究的途径及旨趣。

 

　　先生首先引用古文字知识，指出“恒”字，甲骨卜辞写作“亙”，《山海经》有“恒羲”，生了十二颗月亮；《山海经》还有 “噎鸣”，她也生了十二颗月亮；另有一个叫“信”的女子，生了夸父。从这些散点信息中，先生顺势归纳出，恒羲、噎鸣、信三者实为一人：恒羲是她的本名，汉人避讳改为“嫦娥”；“信”也是汉人避讳所改，由最早的本名“恒”改为“信”；“噎鸣”就是俗话所说“打嗝得”，则是嫦娥的别号，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月神家族。

 

　　先生又根据月宫有老虎的神话情节，以及楚方言将老虎叫作“於菟”的事实，还有兔子吐生兔仔的民间传说，三者合并推论即可得之：原生神话中有嫦娥吐生十二颗月亮、以及闰月当值的第十三颗月亮的情节，这十三颗月亮均为老虎的化身，而第十三颗月亮就是夸父。先生又结合月亮在西行大趋势下的逆行（“东行”）表现，以及中医常说的“厥逆”，而“厥”字古音仿佛“嗝得”（上古厥字见纽、月部韵），——据之可以推论：原生神话里的嫦娥是用“打嗝得”的方式将十三个虎仔，也就是十三颗月亮，一个一个地吐生出来的。

 

　　先生认为，古人为了调合太阳历和太阴历，煞费苦心，反映到神话，就是嫦娥生育逐月当值的十二颗月亮，补生第十三颗月亮令其闰月当值——三年一置闰，五年两置闰，八年三置闰。先生认为，这才是嫦娥神话的真谛。

 

　　除了嫦娥、夸父，其他神话人物如伏羲与女娲，夷羿与河伯，黄帝与蚩尤、刑天，关乎他们的古代神话也同样有隐藏的意义，这些意义一经揭示出来，都具有可以理解的哲学意义。

 

　　四、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以“五行”新说为例。

 

　　语言文字之学乃先生本业，亦为先生学术渊源所在，先生众多的学术创获即从此处生发。先生2013年出版《古文字形意研究》，此书在探讨论“六书”理论之外，考释了近百个古文字。与其他诸家不同，先生着重将单一的古文字放入具体时空中考察，勾联诸籍，释其形意，力图用文字复原庞大的上古场景。以此种角度来看，先生之文字学研究，乃是以文字为生命个体的符号学研究，这也更加贴近古人制字之始的语义实景。

 

　　如先生自“五”字出发，兼以天文历法之学，对“五行”之义另辟新说。

 

　　《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灭商，箕子向周武王陈说“五行”之理。箕子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此乃“五行”见于我国古籍的最早记录，后人多以“五行”代表五种物质，先生认为此乃不察当时语境和语义所误，“五行”的本义并非五种物质，而是“太阳行天的五条道路”。

 

　　先生论证，《说文》以“五行也”解释“五”字，从甲骨文“五”字可以看到，“五行”的本义是太阳行天的五条道路。箕子说的“五行”本来是太阳行天的五条道路，以及太阳在这五条行天道路上向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投射光芒。也就是说，“五行”原来是天文历法话题。先生推论，为了说明这个天文命题，箕子不得不打比方，于是把太阳春天走的青道比方为“木”，夏天走的赤道比方为“火”，秋天走的白道比方为“金”，冬天走的黑道比方为“水”，再把以上四道总称为“黄道”，比方为“土”。所以箕子的措辞于水、火、木、金皆用一个“曰”字，而于“土”却是用的“爰”，“爰”亦即“曰”，变言“爰”者，表示与其他四“行”有别：“土”为黄道总名故也。

 

　　先生最后评述曰：“‘五行’的尴尬就在于一个深奥的天文历法命题，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先是被落实为五种物质，然后长期失身为江湖打卦占卜的混饭工具，最后又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天悯人情怀册封为‘朴素的唯物主义’。”

 

　　五、先生的易学研究——以“大衍之数五十”为例

 

　　迄今为止，先生虽无易学专著问世，但先生于易学精湛之推研，已屡屡见之著作。如《九歌考释》一书中亦与易学多有关联，是集中《楚国巫坛上的伏羲、女娲祀歌》一文中便有“关于《易》的特殊措辞”一节，以论太极图之渊源，皆言人所未及。再如先生论“大衍之数五十”，亦发人深省。

 

　　先生考证，通常说的“太极图”（不是周敦颐造假、朱熹圆谎的那个“太极图”）是以一条纵向的正弦曲线平分一个太极圆图，这条正弦曲线令人想到太阳大黄道，想到太阳投射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正弦曲线。经先生证明，“大衍之数五十”就是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宽度。

 

　　先生再运用其精深的天文历法知识论证，地球南、北回归线的纬度是23°26′，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宽度是46°52′。这是按照周天360°算的。但是古人心目中的周天度数却不是360°，而是365•25°，也就是365°15′。而根据365•25°计算，南北回归线的度数是23°46′30″，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宽度是47°33′。根据周天365•25°计算的南北回归线23°46′30″，与根据周天360°计算的23°26′，其实是同一条纬度线；根据周天360°计算的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宽度46°52′，与根据周天365•25°计算的47°33′，其实一样宽。古人发现了光的衍射现象，古人以23•75：1的比例在计算的南北回归线纬度23°46′30″上加了1°，以表示日影外的衍射，于是南北回归线的纬度数就成了24°46′30″，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宽度就成了49°33′，也就是49•5°。

 

　　先生发现，古人认为“49•5°”是一个“天数”。上古之时，用蓍草确定六爻，其法为取五十根蓍草，放弃一根不用，只用四十九根，这就是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可见，这个从“五十”起步而只用“四十有九”的奇怪的筮法，是由“天数”49•5°决定的。

 

　　六、先生的红学研究——以“脂砚宝琴”为例

 

　　2012年、2013年，先生连续出版两部红学专著——《红楼梦解码》和《红楼梦索隐》。如果说先生的其他诸学术研究领域多因于学术传承，那么红学研究则是先生“个人浪漫情感”的一种体现，此与陈寅恪先生晚年专力于《柳如是别传》约略相似。因学术旨趣不一，先生红学索隐亦与时人有异，他是在庞大的中国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的，非为一人一家（如时人索红之作多营营于曹氏之家），而是一种文化索隐。与其说先生在索隐《红楼梦》中的真真假假，不如说先生乃借《红楼梦》文本在索中国文化之隐，从而整体洞察吾国文化中长久以来所潜伏的丰富隐性文化信息。

 

　　如先生论“脂砚斋即薛宝琴”一章中，先引用《红楼梦》第五十回薛宝钗的一则谜语：

 

　　镂檀锲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

 

　　先生云，此迷语第一句是说层叠七彩；第二句是说天然形成，无须良工巧匠；第三句是说彩虹之出现必在雨后；第四句是说虽无梵铃，而实有“滴咚”之声暗度——彩虹古名“螮蝀”，音dìdōng。若再联系第七十回宝钗放飞的风筝——“一连七个大雁”——就更准了：彩虹层数是七，大雁个数也是七，这两个“七”事关宝钗一人，所以有互相证明的作用。

 

　　先生复加考证，七十回宝琴放飞的风筝是“大红蝙蝠”。“大红”是胭脂专色，可以代替胭脂，简称就是“脂”；蝙蝠别名“蟙蟔”，谐音“职墨”，别解为“职业研墨”，以研墨为职业、为职责的品物就是砚台，简称“砚”。“大红”一“脂”，“蝙蝠”一“砚”，就是“脂砚”。当然，谁放飞的“大红蝙蝠”谁就是脂砚斋。——薛宝琴放飞的，宝琴就是脂砚斋了。

 

　　综上可察，先生治学，于深厚的文字音韵训诂学问之外，楚辞研究中丛生着周易，嫦娥的古神话探寻中又联系着历法和古中医，五行的思想新证和周易考释中又旁及说文、古文字和天文，老子的疏解之中隐含着古代哲学和音韵学，诸多种学问已生成一片，从而形成了先生自己独有的学术天地。在这种庞大的学术结构与精微的学术触角面前，我辈岂能无“仰之弥高”之感？

 

　　先生之学广矣哉，厚矣哉，亦大矣哉！先生以语言文字学为原生点，以此“天雨粟鬼夜哭”之学，还原着古文献的真实面目。余东居于潍，西望历下，每每念及先生之学问，总是想起屈原的《招魂》。先生之学，正是在为古之学问招魂，为章黄学术招魂，更为自身深沉浪漫的学术生命以招生魂。

 

                                 甲午初冬微雨，学生牛鹏志敬写于潍上无花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