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30年：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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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1 13:18:54

在深圳边做临时工边写作的湖南人曾野，两年前想把酝酿多年的故事写成小说。故事有关两对离开农村奔向城市的青年男女，“其实是想写一个人多重角色的生活”他说。

　　这部名为《后来》的中篇小说，折射了众多像曾野一样的人，于城乡之间进行选择的被动与艰难。20日，中国青年工人专属的“文学盛典”——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在广州揭晓，包括《后来》在内的18部作品获得大奖。

　　以1984年深圳《特区文学》刊发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端，中国“打工文学”至今已走过三十载。

　　这些打工文学写作者通常以十年划分为三代：从第一代的“五个火枪手”——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和黎志扬，到作品频频亮相国内顶尖文学期刊并斩获国家级奖项的王十月、郑小琼、曾楚桥等第二代作家，再到萧相风、陈再见、郭金牛这样风格独特的“新生代”。

　　“30年间来的打工作家更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看。”曾经的打工诗人、打工文学研究者柳冬妩告诉记者。“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在74万字的著作《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中，柳冬妩指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在类似的城镇化背景下都产生过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相似的文学现象，比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美国。

　　中国农民工进城，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人口迁徙潮。外部观察者可能会用历史大事件来标记这其中打工文学的简史，如改革开放的开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金融危机。但在作家郑小琼看来，打工文学“实际上只有两个阶段”。

　　“以对农民工最贴近的感受来说，普遍认为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收容遣送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工进城的流动障碍被进一步扫除。”她告诉记者。

　　“一个人上了一列火车，一辆大巴，又上了一辆黑中巴／下一站／祖国，给我办理了一张暂住证。／祖国，接纳了我缴交的暂住费。”——深圳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歌印存着“暂住证时代”的打工步履。“诗龄”3年的他，个人的诗歌“魔匣”3年前在一个网络诗歌比赛上打开。

　　打工文学正活跃在一个由网络统治的新世界里，“打工族”已经成为不停按动电脑键盘和手机键盘的“拇指族”。

　　郑小琼为写作对工人做了调查，得到一个结论：因为网络与手机的兴起，农民工的阅读量实际是有所增加的，其中喜爱写作的人通过更便捷的网络阅读获得文字与信息。“大量打工作品获得读者阅读的方式越来越多，有些在网络的点击量与阅读量相当惊人，有数千万以上。”她告诉记者。

　　在全国打工文学的大本营——深圳宝安区，全国首个“打工文学网”在两年前建立。宝安《打工文学》周刊编辑黄国焕告诉记者，周刊发表的作品都取自这个网站，全国各地关注打工文学的人，都能在手机微信上看到作品的推送，并能在网站论坛或者电邮上投稿。“最活跃的是QQ群，全国各地上千个打工爱好者在上面讨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总量的46.6%，他们的主要特点包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

　　“这些80后、90后，外出打工不再希望加班多赚钱，生活上也更不容易满足。我读他们写的作品，看到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农村的人，也不认为是城市的孩子。呆不住，也回不去。”黄国焕说。

　　“随着打工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反映打工生活、表现打工者的人生命运，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作家难以绕开的一个题材，比如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贾平凹的《高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伤悲》等。打工生活和打工题材，已绝非打工出身的作者的专利。”深圳市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于爱成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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