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最大规模集体展出

 

　　“开展前夜，我想，我们得为两位先生献一束花。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说。于是，在整个展览纯黑的背景中，展厅正中间，一堆石头架起一个木桩，上面瓶中插了一枝红玫瑰。作为北京画院美术馆“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的第36个展览，本展也旨在还原《矿工图》的艺术风貌。作品的入藏，也成为吴洪亮口中“继齐白石、李可染之后最具价值的藏品” 。

 

　　“不够劲、不够味，非得变一变才觉得话能说清楚”

 

　　的确， 《矿工图》组画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常常被誉为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又一部揭露侵略罪恶、为人民苦难控诉的里程碑式力作。《矿工图》最早是在1966年由卢沉构思、立意，以东北沦陷时期的矿工苦难血泪史为创作主线。这套组画以反映中国普通的劳苦大众《背井离乡》为起点，以人民的抗争胜利《当家做主》为组画的结尾。只不过这部《矿工图》由于构思挖掘得不够深入，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文革”结束后，周思聪、卢沉决定重新构思创作《矿工图》 ，此次他们将构思定位于表现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的血泪历程，意在唤起时代对于战争灾难的反省，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呼吁、追求“和平”与“人道”的永恒主题。

 

　　“我是从1972年开始正式跟随周思聪、卢沉两位老师习画的，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便经常跟着周老师跑去京西煤矿画速写，去画那些质朴的农民、矿工，此后不久她便创作出了《井下告捷》等矿工题材的作品。从1978年开始，两位老师正式开始《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这一鸿篇巨制的系列作品的创作几经周折，从1966年卢沉开始有了初步的构思，到1980年两人共同完成第一幅作品《同胞、汉奸和狗》历时14年。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回忆。1980年，周思聪、卢沉开始重新创作《矿工图》 ，为了更好地表现这套深刻而又沉重的绘画主题，夫妇二人结伴奔赴吉林辽源煤矿写生采风。那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煤矿之一，那里的老矿工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刻的人。周思聪、卢沉在辽源煤矿拜访了幸存下来的老矿工，听他们亲口讲述当年在日军的暴行下的惨痛经历；他们绘制了大量的炭笔速写，捕捉下每一处重要的细节；为了更好地了解日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他们还到当地博物馆查阅、收集了大量的图像资料。这些素材都成为构建《矿工图》的坚实基础。

 

　　在卢沉、周思聪之子卢悦模糊的记忆中，父母在创作《矿工图》的过程中有时会把画纸贴在门板上创作。 《矿工图》在笔墨处理、人物造型、构图上都有突破性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运用拼贴、分割、并置、重叠等现代艺术中常用的手段打破单一时空，强化抽象结构以及人物形象的大胆夸张变形。

 

　　周思聪、卢沉的探索并非另起炉灶，“我的画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有点变形，那时候我就感到原来那种完全写实的和真的画得差不多的画法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有时候觉得不够劲、不够味，非得变一变才觉得话能说清楚。 ”周思聪曾经说， 《矿工图》的内容是表现中国人做亡国奴时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是扭曲的，在被压抑的状态下，它本身不变就不行，“我就想画那种受压抑的状态，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那种状态。 ”

 

　　“在创作手法上， 《矿工图》达到了影视艺术中蒙太奇的效果，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单一性，不仅在同一个画面里展现不同的空间维度，还涵盖了时间的维度。画面中支离破碎的块面分割、几何形的框架以及那些变形人物的叠合处理，均使这些主流意识下的人物形象更加趋近于艺术家个体的表现，同时又具备了很强的现代感。 ”吴洪亮说。“每一个时代给艺术家不同的角色，所以他们介入现实题材的角度和方法也有不同。 ”画家李津认为，这是《矿工图》在艺术语言上令人珍视的一点。

 

　　“也许这批画太沉重” ，却更彰显艺术家本应有的文化自觉

 

　　“战争题材对于每一个艺术家都是挑战—— 《格尔尼卡》的重要性之于毕加索，也就是《矿工图》之于周思聪、卢沉。 ”吴洪亮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西方文化全面进入社会阶段，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使得卢沉、周思聪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反思，他们在宏大的主题性创作过程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但这个创作阶段却充满了艰辛坎坷。卢沉由于身体原因退出了《矿工图》的创作，周思聪独自扛起创作的任务；而1983年，由于在赴甘肃写生过程中查出了类风湿病，周思聪也不得不放弃对《矿工图》的创作。于是， 《矿工图》组画仅完成了“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同胞、汉奸和狗”“遗孤” 4个主题，而《矿工图》组画则成为了中国画史上一曲未完成的悲歌。

 

　　“我的创作进行得不顺利，我珍惜这不顺利。这逆境往往是令人兴奋的。 ”周思聪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写道。评论家朗绍君认为，周思聪说自己感到“力度不够” ，这不是尺幅和笔墨形式方面的，大约是心理上的。作品揭示的历史苦难及其惊心动魄，需要画家巨大的意志与心理力量。“周思聪太多柔肠，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难以忍受从自己笔端流淌出那么深广的痛苦。其实，这‘心理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要体验和创作一幕史诗性的悲剧，必然要历经精神炼狱，还要得到一种精神的升华，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痛苦的承受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感悟——一种比单纯感受痛苦和罪恶更内在的深沉、更能触及人的尊严和本质的体验。 ”

 

　　展览中，主办方全面筹借与《矿工图》组画相关的创作手稿，特别是为之勾画的草图、初稿、素描稿等，第一次整体而又全面地呈现《矿工图》组画的历史面貌，并通过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去梳理、还原构思之初的《矿工图》组画。如同周思聪绘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负薪前行的妇女一样， 《矿工图》无疑是她艺术生涯中最沉重的创作主题。“由于两位老师相继生病，所以他们最终‘自动’放下了《矿工图》的创作，周老师转到了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中。这个转变很自然——他们没有那么多功利心，一定要画几张什么的。 ”虽然“自动” ，王明明的言语中也透露出遗憾。

 

　　“时隔多年再看，也许这批画在我们这个时代太沉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卢悦说。但在王明明看来，展现周思聪、卢沉在《矿工图》时期的创作与思考，对当下的艺术创作更有裨益——当我们过多地强调画面的制作而忽略了艺术家本应有的文化自信与感悟，当我们过多地参照既定的场景而忘却了中国画笔墨无限变化的可能时，回首《矿工图》 ，或许今天的艺术家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感受到真情实感，就如同周思聪、卢沉创作的《矿工图》一样，“画面中的每一笔每一墨都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有感而发，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甚至生命谱写的一曲有关人类大美大爱的赞歌，这也是经典艺术能够穿越时代，能够激荡人心的根本所在。 ”如同断臂维纳斯的《矿工图》在画纸上留下的空白，一样意味深长，这也应当是展厅中那枝红玫瑰的寓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