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梆子

 

    明末清初，山西蒲州梆子和山陕梆子艺人随商路沿黄河到山东谋生，四处演唱山、陕梆子。于是把这种梆子传至山东黄河两岸的历城、章丘、济阳、惠民等地。当时的章丘商业发达，山、陕梆子也就在此兴盛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山、陕梆子在当地方言、风俗、戏曲、民间音乐等的影响下，起了很大变化。于是人们把这种变化了的山、陕梆子称为章丘梆子。因为章丘梆子和横笛梆子（河北梆子）经常同台演出，人们为区别这两种风格不同的梆子，把流行于济南以西、北部的横笛梆子（河北梆子）称之为西路梆子；把流行于济南以东、东北的章丘梆子称之为东路梆子。到清嘉庆年间，惠民县的东路梆子艺人张广成、张欠成等，在当地把东路梆子发展起来，而且盛极一时。

 

    东路梆子在本世纪20年代也曾与吕剧、五音戏联合演出。五音戏的名艺人邓洪山（鲜樱桃）曾跟东路梆子的旦角演员韩振铎学习表演技艺年余。

 

    后来的东路梆子渐渐衰落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东路梆子的本身来说，一无剧本，二无唱本，仅靠老艺人的口授，一个师傅一种传授，传来传去把很多好的东西丢了，好戏成了孬戏，这是其一。其二，有很多艺人为及早养家?口，只学简单易学的剧目和表演技术，好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绝招继承不下来，造成从剧目到艺人一代不如一代。其三，无革新，无创造，演来演去总是那些戏，唱来唱去就是那些腔，使东路梆子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又加上新兴剧种如吕剧、五音戏等的竞争，以及社会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戏班溃散，艺人无法演戏等原因。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东路梆子这个古老剧种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东路梆子如枯木逢春。1956年，惠民县成立了东路梆子专业剧团，把当地有名的东路梆子艺人刘长庚、孟昭轩、戴风林、左兴明、房风亭、王鹤仙调入剧团，并派进了领导干部和文学、音乐专业工作人员，挖掘、整理、加工、排练了一批优秀剧目。同年9月，参加了山东省第二届戏曲会演，演出了《白虎帐》，刘长庚获演员二等奖。

 

    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但挖掘、整理、上演了很多传统剧目，同时，还移植、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目。如移植上演了《丰收之后》、《社长的女儿》、《送肥记》、《抢伞》、《芦荡火种》、《江姐》、《红灯记》等。1960年创作上演了《更上一层楼》。1964年创作并演出的《一箭双雕》，参加了山东省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受到领导和各兄弟剧团的好评。

 

    在音乐方面，首先对主弦大胡琴进行了改制。改制后的大胡琴音量大、纯正，音域宽厚，并在原有三大件（大胡琴、月琴、小三弦）的基础上增添了二胡、笙、低音胡、闷子等。在打击乐方面增添了中、低音鼓，中、低音锣和大筛，铃，木鱼，扩大了乐队，增强了伴奏能力。在音乐设计上也增加了前奏曲、幕间曲等。并对原来的传统曲牌进行了发展、变奏。为增添新的曲调，还吸收了不少民间音乐和兄弟剧种的音乐。在唱腔方面也进行了不少尝试。如对“吼”不只用假嗓唱，有时也用真嗓唱等。在很多戏中也增加了伴唱、合唱等形式。所有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各级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前辈艺人的精心培养下，东路梆子剧团也培养出了一批新的人才，如任本昭、王桂英（女）、王存兰（女）、白清然等。

 

    1965年至1976年间，东路梆子一度衰落。1967年6月，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被撤销。从此，东路梆子这个剧种再无专业的表演艺术团体。1976年，惠民县文工团（后改为吕剧团，现已撤销）先后排演了东路梆子现代戏《挖肥记》、《来拉嫂》分别参加了1976年和1978年的山东省文艺调演，得到各界的好评。 

 

    东路梆子深深植根于鲁北黄河下游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如今，在惠民、沾化、无棣、滨州等地的不少农村都有东路梆子业余剧团。仅惠民县就有五六个乡镇，几十个村庄都有大小不同的东路梆子业余剧团或东路梆子演出队。他们或在年、节，或在春冬两闲，都要唱唱东路梆子戏。一到这个时期，真是乡乡都有梆子响，村村听到东路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