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春满园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旅文学几乎是男性作家的天下，如刘白羽、柳青、石言、魏巍等，直到50年代中期，为数不多的军旅女作家才开始登上舞台，以革命战争为题材进行创作，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和《长长的流水》、杨沫的《芳菲之歌》、李纳的《涓涓流水》、曾克的《战地婚筵》等，形成了军旅文学“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50后”“60后”青年女军人投身文学领域。她们大多是军人家庭出身，有着天然的军队情感和军营阅历。她们承接了几代军人的情感，成为对军队文化认同最深、对军人感悟最深的一代。这些军旅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有王海鸰、成平、丁小琦、严歌苓、庞天舒、项小米、毕淑敏、裘山山、姜安、王曼玲、张慧敏、马晓丽、燕燕，等等。上世纪80年代，军旅女作家们大都以中篇小说名世，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项小米的《遥远的三色槿》、裘山山的《男婚女嫁》、姜安的《远去的骑士》、刘静的《父母爱情》、王曼玲的《如花似玉》、钟晶晶的《战争童谣》等，都是优秀中短篇小说。

 

　　进入90年代，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在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迅速崛起。她们个个出手不凡，起点颇高，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及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等长篇陆续问世，她们以特有的视角切入战争和军营，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体裁上亦呈满目繁华之势。在散文上，庞天舒、斯妤、燕燕、王瑛、唐韵、刘烈娃、刘馨忆、文清丽等时有美文问世。在诗歌上，辛茹、杜红、阮晓星、康桥、尚方、张春燕等女诗人在军旅诗坛佳作迭出，具有群体的开创性意义。

 

　　20世纪末期，一些军旅女作家们适应时代的发展，探索文学作品与影视、话剧联姻的道路。她们既追求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又大胆追求商业效益和读者的认同感。这条道路到底是叛离了传统还是适应了时代发展？一直以来都有争议。但不可否认，不少女作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有一些作品因电视剧而提升了作者的名气，催生了作品的畅销。比较典型有裘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影响很大。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儿》改编成电视剧后热播，也有较好的反响和效益。

 

　　这一时期，一些女作家坚守军营，并在历练中逐渐成熟起来，挑起军旅文学的大梁，携着优秀军旅长篇小说进入新世纪。如庞天舒的《红舞鞋》、刘静的《戎装女人》、王秋燕的《向天倾诉》、温燕霞的《红翻天》、王凤英的《雄虓图》等，成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硕果。中篇小说也有重要收获，如裘山山的《落花时节》、马晓丽的《云端》、项小米的《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王曼玲的《惊马》等。军旅散文创作除了宏大叙事之外，还涌现出大量具有纪实风格和人生睿智的散文作品。如裘山山的《跟着春草到美国》、庞天舒的《生命因你而动听》、文清丽的《渭北一家人》等等。这些作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着人类的真善美，表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军人情怀和人文关怀。

 

　　新世纪，王甜、黄雪蕻、杨小瑞等一批“70后”“80后”新生代女作家崭露头角。比起前辈来，这些军旅女作家受教育条件更优越，眼界更宽阔，有更好的知识储备、文学修养和写作训练，她们特有的青春气息和同龄兵代言人身份等优势都是不可替代的，并已逐渐在创作中展示了与以往大异其趣的思想走向、审美情趣和语言风格。

 

　　与老一辈军旅作家相比，这些新生代作家思想和精神愈加自由舒展，开始尝试对军营文化的多元表达，所演绎的文学体式和文本类型并未固化，并非全部集中于军旅题材书写，她们的作品既瞄准一群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踏进军营的青年男女，同时也将笔触涉入广阔的社会空间。比较典型的如王甜的小说《集训》《同袍》和《昔我往矣》、黄雪蕻的小说《白云绕家》《美丽嘉年华》《青铜狂魔》、杨小瑞的短篇小说《镏金营盘》。当然，由于这些新生代女作家社会生活经验上的相对不足，作品的整体性、宽广度和深度还大多略显稚嫩。但对于她们来说，迈出文学的成功一步，已预示了更大的创作成就。

 

　　冷静观之，我们也要看到，军旅女作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军旅女作家新力量堪忧，反映的是整个作家群体问题。文学被物欲大潮冲击，文学生态环境不佳，作家不再是年轻人向往的职业，这种现状必然会在军旅文学上体现出来。军旅文学要打造新高地，当前紧迫的是要培养一个庞大坚实的立足军营、坚守阵地的军旅女作家群体，不断增加人才储备。对此，有以下几组关系值得思考。

 

　　立足军营、坚守阵地，要处理好“进”与“出”的关系。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女军人进入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人才流失，尤其是隐性流失。有的女作家虽身在军营，却逐步向社会天地延伸与敞开，着力刻画那些远离部队的人物或部队边角里的个人心事，这算是隐性流失。不可否认，由于军旅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和军旅作家身份的双重淡化与模糊，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军旅作家突破军旅，走出军营，以军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国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体验、反思、认识与表达。但作为军旅作家，根在军营，创作源泉在军营，理当全力以赴为军旅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尽心尽责。

 

　　立足军营、坚守阵地，要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和平年代脱离了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军人的职业和性格特点似乎不再突出，这种情况难免导致军旅文学的兵味淡下去，军旅文学的特质不再明显。加上从部队基层成长起来的专业作家越来越少，新生代军旅女作家大多由学生构成，她们基本上是从院校毕业直接就到创作单位的。作家缺乏军营文化底蕴作支撑，面对当前新军事变革的飞速发展，无从下笔就不奇怪。解决这一矛盾，要求作家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所谓“上”，即密切关注和跟进新军事变革伟大实践，并完成艺术转化；所谓“下”，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与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及时书写当下军旅生活，反映当代军人的真情实感。

 

　　立足军营、坚守阵地，要处理好“面”与“点”的关系。军旅女作家在军事文学创作上，既要熟悉广泛的“面”上的东西，又要善于在一个“点”上“掘深井”。军事文学创作园地里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谁进入这个园子里不断地耕耘，这片园子往往就是属于谁的。20世纪80年代，南京军区女作家何晓鲁在参与写作《陈毅传》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素材，写出了《元帅外交家》一书，影响很大。裘山山10次进藏采访收集十八军进军西藏的素材，目前，反映十八军进藏历史的文艺作品，大家公认她是代表性人物。还有像康桥的长征情怀使她在长征这个富矿掘之不尽，张春燕长年寻访西路军，成就一部优秀的《向东找太阳》。

 

　　立足军营、坚守阵地，要处理好“守”与“变”的关系。如今，军旅女作家们生活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作家们既要适应时代变迁，又要守住根本底线。追求艺术与市场的双赢是无可非议的，但必须警惕市场与金钱的功利性诱惑。有人就指出，“亲影视、远文学”是导致军旅文学创作品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事实也如此，市场化对作家自身创作心态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产量要多、速度要快的市场需求与生活沉淀、艺术精湛的文学创作是有矛盾的，会过多地消耗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感觉。因此，军旅女作家必须坚守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和写作伦理，保持军旅文学的风骨与底色，避免在娱乐化、商品化的汹涌浪潮间随波逐流。只有大家都遵循这样的军旅艺术规律，才能构建军旅文学的恒久魅力。(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