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女作家创作现状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女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出色的成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按照传统，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发展史划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三个阶段，相对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军旅女作家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旅文学几乎是男性作家的天下，50年代中期，为数不多的军旅女作家开始登上舞台，茹志娟的《百合花》、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长长的流水》、杨沫的《芳菲之歌》、李纳的《涓涓流水》、曾克的《战地婚筵》等引起关注。她们的作品与男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更多截取生活中的琐事或情感，以女性特别擅长的细腻、敏感、柔情去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礼赞在严酷战争环境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改革开放后，许多“50后”、“60后”青年女军人投身文学领域，如王海鸰、成平、丁小琦、严歌苓、庞天舒、项小米、毕淑敏、裘山山、姜安、王曼玲、张慧敏、马晓丽、燕燕等，她们大都以小说名世，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项小米的《遥远的三色槿》、裘山山的《男婚女嫁》、姜安的《远去的骑士》、刘静的《父母爱情》、王曼玲的《如花似玉》、钟晶晶的《战争童谣》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项小米、马晓丽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在军旅长篇小说中迅速崛起。她们个个出手不凡，起点颇高，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及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等作品先后面世，以特有的视角切入战争和军营，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打破了军旅长篇小说领域中男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体裁上，新世纪的军旅女作家亦呈满目繁华之势。在散文领域，庞天舒、斯妤、燕燕、王瑛、唐韵、刘烈娃、刘馨忆、文清丽等时有美文问世。在诗歌领域，辛茹、杜红、阮晓星、康桥、尚方、张春燕等女诗人在军旅诗坛佳作迭出，具有群体的开创性意义。此外，一些军旅女作家适应时代的发展，探索文学作品与影视、话剧联姻的道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比较典型的有裘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儿》等的改编。

 

　　这一时期，有的“50后”、“60后”女作家在部队已经成名，本来有望在文学上走得更高更远，却因种种原因离开部队，有的因此基本终止了军旅文学创作生涯，无不令人遗憾。还有的人选择了坚守，不断历练成熟，挑起军旅文学的大梁，如庞天舒的《红舞鞋》、刘静的《戎装女人》、王秋燕的《向天倾诉》、温燕霞的《红翻天》、王凤英的《雄虓图》等，成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硕果；裘山山的《落花时节》、马晓丽的《云端》、项小米的《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王曼玲的《惊马》等则是军旅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军旅散文创作除了宏大叙事之外，还涌现了大量具有纪实品格的佳作，如裘山山的《跟着春草到美国》、庞天舒的《生命因你而动听》、文清丽的《渭北一家人》等。这些作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着人类的真善美，表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军人情怀和人文关怀。

 

　　尤为令人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王甜、黄雪蕻、杨小瑞等一批“70后”、“80后”新生代女作家开始崭露头角，比起前辈，她们受教育条件更优越，眼界更宽，有更好的知识储备、文学修养和写作训练，在创作中展示了与以往大异其趣的思想走向、审美情趣和语言风格。

 

　　新生代军旅女作家的思想和精神愈加自由舒展，开始尝试对军营文化的多元表达，她们的作品既瞄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踏进军营的青年男女，也将笔触涉入广阔的社会空间，如王甜的《集训》《同袍》《昔我往矣》、黄雪蕻的《白云绕家》《美丽嘉年华》《青铜狂魔》、杨小瑞的《镏金营盘》等。无疑，新生代女作家社会生活经验上相对不足，就文本整体性、宽广度和深度来说，还大多略显稚嫩。但对于她们来说，迈出文学的成功一步，已预示出了更大的创作成就。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低谷和黯淡，那就是军旅女作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日益凸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旅作家群人才济济，不少作家30岁左右就产生成名之作，而今新生代明显力量薄弱。未来的军队，由谁来书写？“50后”、“60后”女作家还能否适应日益变化的时代？新生代女作家能否迅速成长，挑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这些问题都十分令人忧虑。军旅文学要打造新高地，当前紧迫的是要培养一个庞大坚实的立足军营、坚守阵地的军旅女作家群体，不断增加人才厚度和“板凳”深度。

 

　　立足军营、坚守阵地，要处理好“进”与“出”的关系。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女军人进入军旅文学事业，建立健全有力的补充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才流失，尤其是隐性流失。有的女作家虽身在军营，却逐步向社会天地延伸与敞开，着力刻画那些远离部队的人物或部队边角里的个人心事，这算是隐性流失。不可否认，由于军旅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和军旅作家身份的双重淡化与模糊，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军旅作家突破军旅，走出军营，以军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国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体验、反思、认识与表达。但作为军旅作家，根在军营，创作源泉在军营，创作军旅文学作品应该是其主要任务。

 

　　其次，还要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和平年代，军旅文学的特质不再明显。加上部队成长起来的专业作家越来越少，新生代军旅女作家大多由学生构成，作家缺乏军营文化底蕴作支撑，面对当前新军事变革的飞速发展，无从下笔就不奇怪。解决这一矛盾，要求作家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所谓“上”，即密切关注和跟进新军事变革伟大实践；“下”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与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及时书写当下军旅生活，反映当代军人的真情实感。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上”“下”结合得很好、一碰即响的经典之作。

 

　　此外，还要处理好“面”与“点”的关系。军事文学创作园地里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需要作家积极寻找、认真耕耘。20世纪80年代，南京军区女作家何晓鲁，在参与写作《陈毅传》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素材，写出了《元帅外交家》一书，影响很大。裘山山十次进藏，采访收集十八军进军西藏的素材，目前，反映十八军进藏历史的文艺作品，大家公认她是代表性人物。康桥的长征情怀使她在长征这个富矿掘之不尽，张春燕长年寻访西路军，成就了一部优秀的《向东找太阳》。

 

　　最后，还要处理好“守”与“变”的关系。军旅女作家们既要适应时代变迁，又要守住根本底线，必须警惕市场与金钱的功利性诱惑。求多求快的市场要求对作家的积淀是极大的耗费。因此，军旅女作家必须坚守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和写作伦理，保持军旅文学的风骨与底色，避免在娱乐化、商品化的汹涌浪潮间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