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王树增：写完《抗日战争》

 

　　王树增称，写抗日战争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为此他下的功夫最多，挑战也很大，如今写完了，他直呼“心里终于能踏实了”。王树增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战役背后的民族文化根源，“只有把浓厚现实情怀、真实历史叙述、完美文学技巧结合起来，战争题材作品才能够打动并影响读者”。

 

　　“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

 

　　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题材，近年来出现了多种解读方式，更不乏军事史学家的学术性纪实。“我的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很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的内核，用王树增自己的话提炼，就是“当代性”。

 

　　当代人为何要写史、读史？当代读者缺失、渴求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王树增的写作生涯中。以抗日战争为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反侵略战争胜利，它的波澜壮阔和气壮山河，体现了民族坚韧的生命力。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抗日战争历史，比较片面、局部或碎片化。抗日战争成功抵抗外侮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仍需深挖。”因此，王树增定下的目标是全景式描绘，“将抗日战争置于整个世界二战大格局中，对这次战争有历史纵深意义上的理解，力求深度再现一段超常态的时代进程”。

 

　　《抗日战争》以每一次主要事件和每一场重要战役为纵贯线索，展示出一种超越历史、极为新鲜且激动人心的“现实”。“在壮阔持久残酷的战争背后，我试图去审视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意志与文化根源。”

 

　　谈及王树增的非虚构战争系列作品，知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当代以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安放这样的作品”。在李敬泽看来，我们永远需要另一种历史：叙事的历史，保存着人的具体性的历史，由人类创造并属于人的历史。这种叙事史自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以来，一直是人类公共记忆最重要和最基本形式。他认为这样的“叙事史”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呈现了浩繁的人类事件结构和动向。

 

　　渗透作家的历史观战争观

 

　　写战史，既不标榜揭秘，也不专事猎奇，王树增的严肃战争大部头作品做到了销量口碑双丰收。《解放战争》2009年上市3个月再版达14万套，已远远超出畅销书范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长征》迄今累计销售逾150万册。“让我惊讶的是，这几本书也受到了很多年轻群体的欢迎。这促使我不断思考，如何使书写风格与当下审美情怀对接。我主张从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来解读历史。”

 

　　63岁的王树增从不吝于着墨普通百姓、平凡士兵、农家子弟。他认为，人和人类的命运抉择，是文学表现的最根本的基石。王树增谈到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就是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而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因此，《长征》强调了“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丰碑”。在《解放战争》中，王树增认为终极道理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历史关键时刻，先辈们不但迅速作出选择，并将选择付诸于行动，从而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

 

　　可以说，王树增的每一部作品都没有止步于对敌我双方军事谋略、战术安排等细节的描摹，而是渗透了作家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浓墨重彩地凸显战火纷飞年代所酝酿的理想主义能量。“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回顾，将带给今人以启迪和警示。”

 

　　王树增谈到，非虚构写作是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尊重历史事实。“每个人物哪怕只出现一笔，必须有出处。对话要么是采访来的，要么是当事人白纸黑字的回忆录。”

 

　　王树增每一部战争系列作品，都耗费3至5年时间才能完成。“所做的笔记文字量一般都是成书的四五倍。”王树增透露，他曾花几个月专门去读红四方面军留存下的几乎所有电报；断断续续走访了长征路……就是用这样的“笨拙”方法，王树增明晰逼真勾勒了战史的大背景与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