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徐贵祥：能够买动生命的只有信仰

 

　　文学艺术是照亮人类心灵的一盏明灯，是慰藉人类精神的一团炉火

 

　　记者：2014年10月，作为军队文学界的代表，您参加了习主席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此后，我们注意到了您相继发表在报刊和网上的一系列文章，如《坚持文艺的高贵品格》《理性回归和科学创新》《站在人民的立场》等等，观点新颖，振聋发聩。您在《要为强军梦提供正能量》里说，文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提高战斗力，请您就这个问题作一个深入阐释。

 

　　徐贵祥：在人类的精神发育史上，始终伴随着一股神奇的力量，寒冷中提供温暖，艰难中慰藉心灵，困境里激活力量，穿透千秋岁月，在苍茫大地上高扬起理想信念的旗帜，照亮前行的路，这就是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携带着抒发情感、抚慰灵魂、陶冶情操、净化社会的功能，自古就有“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后世又承载着喻世、醒世、警世的理想追求。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启蒙主义者逐渐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在医治国人心灵、铸造民族骨骼方面，以“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认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鲁迅因此弃医从文，蔡元培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从而推动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一首好歌，一台好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激励斗志，鼓舞士气，激发起巨大的战斗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您对习主席这段话是怎样理解的？

 

　　徐贵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物质文明每前进一步，必然给精神文明带来新的挑战，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信仰迷失、道德滑坡、价值观模糊的现象，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改变时代风气，固然有千方百计，固然有法制、制度、教育等等方面的手段，然而，这些手段都是外因在起作用，本质的改变，是要坚定信仰、净化灵魂。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是心灵的事业，距离人的灵魂最近，一叶知秋，先觉人间冷暖；未雨绸缪，先行理想信念；春风化雨，先倡时代风气。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地久天长。

 

　　文学艺术是心灵的事业，担负传播理想信念的使命

 

　　记者：文学评论界认为，您的作品以军旅题材为主，洋溢着信仰之美、智慧之美、阳刚之美。我们想知道，在您早期的文学准备中，哪些作品对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徐贵祥：一个人的早期阅读至关重要，那些彰显信仰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可以说就是它们确立了我的创作思想和风格。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是个中学生，我不知道裴多菲受了什么冤屈，诗里说的“自由”是个什么概念。但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我读到了一位中国人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将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记忆中，是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上读到的叶挺将军的《囚歌》，通过老师的讲解和注释，我知道了，这是叶挺被关押在渣滓洞里写的一首诗。当时他身陷囹圄，只要他肯写出“自白”，立即就可以恢复自由，仍然拥有高官厚禄，然而他却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他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让自己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尽管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但是能够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和自由更重要的力量，若干年后我知道了，这种力量的名字叫：信仰。

 

　　曾经读过一本小说，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作为革命者的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时，那段具有超现实意味的描写让我至今难忘。“伙计们，枪法太糟糕了，来，再来一次！”慷慨就义的亚瑟给昔日的恋人留下的那首小诗常常萦绕耳畔：“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关于死亡的描写，这是最让我心动的一幕。一个面对枪口即将赴死的人，不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死亡准备，而且依然快乐，依然谈笑风生，甚至还有几分俏皮，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奇特感受。如果没有了文学，我们怎么会认识亚瑟呢？与之相匹配的还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夏明翰的就义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回肠荡气，刻骨铭心。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阅读和观赏经历中，还有邓世昌、关天培、冯婉贞、杨靖宇、白求恩、赵一曼、赵登禹、赵尚志、张自忠、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这些响亮的名字我们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

 

　　记者：您的作品，除了反映革命历史战争，还有一部分是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关注世界军事变革和未来战争的，里面有很多前瞻思考。我们知道，您是一个从基层土生土长的作家，有过两次参战经历，相信您丰富的军营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徐贵祥：是的。第一次到边境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是新兵，部队连续几晚上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得我们热血沸腾，怀着保卫祖国的信念，交上血书就上战场了。我的连队出了个战斗英雄，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1985年春天，我作为一名侦察分队干部，第二次到边境执行作战任务，曾经在阵地上看到一副楹联：图私利前线铺满黄金龟儿才去，为祖国阵地遍布地雷老子我来。因为是用草皮贴在猫耳洞边上的，没有横批，我给它加了一个横批：信仰无价。因为能够买动生命的，只有信仰。

 

　　回想上个世纪，抗战时期，多少南洋华侨放弃了安宁的生活回国抗战；新中国成立后，多少科学家把洋房洋车扔在国外，毅然回到祖国，熬过了3年自然灾害，把卫星和火箭送上太空。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只能是信仰。

 

　　军队是要打仗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根本。关于和平时期的军旅作品，我写过长篇小说《仰角》《明天战争》《特务连》等等，一个主旨，就是部队要能打仗、打胜仗，这是我们的根本。说是和平时期的作品，实际上写的也是战争准备。和平时期是战争的一个准备阶段，这就是我的创作理念。

 

　　理想信念不是空中楼阁，通过文艺作品可以得到形象的展现

 

　　记者：您在前面说过，文学艺术对于人类精神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它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在哪些领域起作用的？这一点，作为一名作家、一位文学教育工作者，您一定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徐贵祥：习主席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心灵的美。什么是让人动心的文艺作品？我可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4月12日晚，我带着军艺文学系40多名师生到国家话剧院，观看唐栋创作的话剧《共产党宣言》。我的学生，大都是“８０后”“９０后”的年轻人，他们看了这部话剧，突然发现《共产党宣言》离自己并不遥远，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那个放弃了荣华富贵漂洋过海寻求真理，那个回国后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奔走呼号，那个面对拷打和死亡威胁宁死不屈，那个面对亲生儿子却不能相认、毅然拖着镣铐走向刑场慷慨赴死的女性，还有那个关键时刻为保守秘密而战斗至死的李副官，就是共产党。那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封面上留下的“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 的话语，就是共产主义。受到震撼的不仅是我的学生，容纳880人的剧场里，欷歔声不绝于耳。一个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故事，携带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从遥远的地平线向我们走来，在我们的眼前放大着、清晰着，湿润着我们的眼睛。

 

　　记者：这个话剧我也看了，如果仅仅看《共产党宣言》这个名字，比较抽象，很难想象会产生这么大的感染力。确实如你所说，艺术具有神奇的力量。

 

　　徐贵祥：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伟人的话：“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诗意描述——“革命高潮”，一个眼看不见、手不能触的预言，以“一只航船”“一轮朝日”和“一个婴儿”的意象进入我们的眼帘。毛主席不仅告诉我们“革命”是什么，并且告诉我们“革命的模样”是什么，甚至启示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以文学的方式讲道理，用人物携带情感，用形象承载思想，用故事传播理想信念。毛主席就是一个特别善于用形象思维表现逻辑思维的艺术大家。

 

　　看了这个话剧，我又组织学生们讨论，多数学生引用了话剧女主人公林雨霏在狱中对儿子说的那段话：“一个人没有信仰，就没有追求，没有道德，没有廉耻，即使拥有一切，也会心中空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正义，没有尊严，没有公平。”有个同学在发言中说，如果没有了这些，即便坐拥金山，又有什么用呢？精神的贫穷比物质的贫穷更穷。一场话剧，不知不觉中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一股潮流，随之带来的影响是，重读经典，重读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作品，江姐、王成、卓娅、舒拉、保尔·科察金……成为崇拜对象，革命、正义、道德、追求……成为热门话题。在讨论会上，30多名党员学生再一次举起右臂，重温了入党誓词。信仰的种子，就是这样通过文艺之手悄然进入年轻的心灵，或许它还会蛰伏时日，但它终将开花结果。

 

　　理想信念是人类精神的主旋律，文学艺术是主旋律的播种机

 

　　记者：听您一席话，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文学艺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作用。请您谈谈当下文学艺术的迫切任务是什么？文学艺术应该如何去发现美、创造美？

 

　　徐贵祥：根基不牢，地动山摇。根基是什么，就是理想信念。为强军梦助推加力，文学艺术首先就应该在树立理想信念方面做文章。

 

　　历史表明，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的，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入党时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不是一代人、几代人就能实现的。或许实现我们的信仰和理想需要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我们必须有信仰。或许在实现信仰的路上会遇到挫折和反复，但是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必须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文学艺术是崇高的事业，也是奉献的事业，不能混同于一般的产业，不能唯利是图。心中有善，眼里有美，笔下有情，纸上有爱。我们只能用一双干净的手，捧着理想信念的种子，把它植入人民的心灵；我们只能用一颗善良的心，汲取道德的泉水，浇灌理想信念的花朵。

 

　　记者：据我了解，在当今文艺领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那就是“主旋律”作品不好表现，甚至认为对主旋律作品可以放宽艺术尺度。对这个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徐贵祥：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甚至是为某些平庸之作找借口。以文学创作为例，不是主旋律作品“不好写”，而实在是我们“没有写好”。通常意义上，“主旋律”的含义主要是对内容的判断，聚焦在“写什么”，事实上，主旋律主题因其关注社会和历史，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而更具有文学创作的空间。大时代、大历史、大事件、大主题的宏大叙事，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感情纠葛更加集中，更有文学的张力，更能牵引公众的审美共鸣，关键在于“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当然可能也包括“谁来写”。这是我们今天尤其值得反思的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明发展历史，承载思想、传播信仰、慰藉情感、追求美善、鞭挞丑恶的作品，都是主旋律。文学艺术是形象思维艺术，文学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良师益友，就在于它可以把“看不见”的东西以“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多声部表现和烘托“主旋律”，这就是文艺魅力的奥秘所在。经典文艺作品无不如此，比如《悲惨世界》《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等，都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携带思想和信念的。我们的理想信念不是空中楼阁，它是来自于人类千百年来生活实践的精神结晶，是作用于具体的生命的，不能仅用抽象的说教和口号来灌输。我们的理想信念有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支撑，有坚实的生活依据和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要用好文学艺术这个播种机，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看得见、记得牢、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推动我们的理想信念在人民心中、在生活的大地、在未来的广袤原野上落地生根。

 

　　（《解放军报》2015年04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