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说不准写军队的腐败

 

　　陶纯:我最早是写小说的,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之后,于十年前转向剧本创作,参与编剧了八部电影、电视剧。放弃小说,是因为当时看到写小说没有希望,作为军队作家,好多题材不能碰,螺蛳壳里做道场,作品不疼不痒,读者不关心你,自己写得也不过瘾。为什么突然又回头写小说?因为这一次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为此我准备了很多年,像一个选手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上场了,自然写作过程是愉快的,酣畅淋漓的,最多的一天写了八千字。我写作有一个习惯,越是写得快,说明写得顺,质量也好,越是写得慢,写不动,硬往外挤,拿出的东西自己越是不满意。

 

　　齐鲁晚报:在之前我们的阅读印象中,军队文学作品一般都是写战争,或者和平时期的训练生活为主,但不论写什么,都是正面颂扬英雄主义的作品居多。您将作品的视角指向军队反腐领域,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资料准备工作?比如设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时候,您是如何考虑的?

 

　　陶纯:书中的相当一部分细节和冲突,就来源于生活,有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当然大多数是我听说过的,有意无意中听说的。如果下部队采访,别人未必会给你说这些。这都是日常的积累,积少成多,所以我说,这本书是生活的赐予,感谢生活。本书的两个主要人物布小朋和孟广俊,一正一邪,代表了善与恶,布小朋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当代军人,孟广俊这样的人,则是无所不在。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军队作家,我不想全面抹黑军队,那样也不真实,正像大家常说的那样,生活中还是好人多。处理好“维护形象”和“揭黑”的平衡,有一个重要的支点,那就是塑造好布小朋这个形象,他立得住,这部作品就立得住。

 

　　齐鲁晚报:您的小说出来后,评价很高,很多人说这部作品打开了军事文学创作的一扇大门。既然是第一个吃军队反腐文学螃蟹的人,很想知道,您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有所顾虑,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出版前,对这部小说的反响有什么预期吗?

 

　　陶纯:我在军艺和鲁院的同学、著名作家柳建伟认为,我这样写,可谓“胆大包天,大笔如椽,破了天荒,开了先河。着实让人捏一把汗”。要说起来,担心还是有一点,毕竟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军队的现实,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它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它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写到中间,也曾经有过一丝犹豫,想放一放,观察一下形势再写。但当我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零容忍,这回是真反,军队一下子抓出几十个“老虎”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顾虑很快就消除了。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没什么好担心的,谁也不能说,你不能写军队的腐败。如果谁反对,我认为他就是和上面对着干。出版之前,我就预感到,它会产生较大的反响,因为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当下的军队,有评论家认为,《一座营盘》堪称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军旅小说。

 

　　齐鲁晚报:基层官兵怎么看您的这部作品?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布小朋和孟广俊都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到高位的。

 

　　陶纯:目前我搜集到的反映,基层部队对这部作品很欢迎,因为它讲了真话,写了真实的当下生活,它既不有意拔高,也不故意抹黑,比较客观地写了几茬军人的成长。有个基层单位的领导给我捎话,说是看了这本书,就知道该走这样的路,要学布小朋走正道,不要学孟广俊走邪路。

 

　　齐鲁晚报: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布小朋清正廉洁,但是他也曾为“吃喝风”、“送礼风”等潜规则盛行时,不得不违反制度和良知而感到痛苦懊悔。这种苦闷,在军队反腐之前是不是困扰过很多正直的军人?

 

　　陶纯:是的。往往潜规则盛行的时代,也是正直善良的人困惑和痛苦的时候,你不顺应吧,会被排除在外,你的机会就会一点一点消失,最终你是个失败者；你顺应吧,就只能昧着良心去做。久而久之,好人就会变坏,孟广俊这样的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坏的,他也是一点一点被腐蚀掉,再回过头来腐蚀别人,社会的肌体就这么越来越不健康。过去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很可怕的。

 

　　齐鲁晚报:一个老问题了,很多读者跟我们说,孟广俊的经历太像谷俊山了,是吗?在您看来,和平时期军队的最大敌人是什么?

 

　　陶纯: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是受到了谷俊山影响的。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本来我在书中的后记里面还有几句话,后来给抹掉了—“谷俊山这种人物其实到处都有,很多单位都有,只是大小而已,贪多贪少而已”。生活中,我也认识一些类似孟广俊这样的人,他们人缘好,出手大方,左右逢源,呼风唤雨,朋友很多,自然活得很滋润。如果搞民主测评,没准得票高的也是一帮这样的人。在部队里面,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或许不太受欢迎,因为你什么事也不能帮人家办,什么都按纪律和规定来,原则性太强,缺少灵活性,油盐不进,自然也就缺少朋友,所以这类人应该是很孤独的。

 

　　我认为,和平时期军队的最大敌人,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是内部的腐败,腐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最顽固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在当今世界上,能够战胜我们的,只有腐败。

 

　　齐鲁晚报:很多评论家和读者将这部小说归结为反腐小说的类型,但您本人似乎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十八大后,很多作家都将视线对准反腐领域,您认为,在创作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陶纯:我主要想写的是,多年以来军队政治生态对人的影响,有的人坚守住了,有的人滑向深渊。因此我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作品里面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我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所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这一代人里,既有布小朋这样的人,也有孟广俊这样的人,当然别人很容易看出,孟广俊身上就有谷俊山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谷俊山的化身。因为军队积弊太深,想真实地写出一代人的成长,没法不涉及种种所谓的腐败行径。所以,自然就给它贴上了反腐小说的标签。总之,我只想让读者通过这部小说,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

 

　　以后各种各样的反腐小说会大量出现,因为这类题材读者喜欢看,这也正是我们现实中最大的热点问题,用文艺作品来反映它,是迫切需要的。但不论怎么写,我认为,需要把握住一点,那就是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民族好,而不是相反。如果纯粹为揭露,故意抹黑,那就是不可取的。天下乱,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作家艺术家们,应该为惩恶扬善、国家兴盛而努力。

 

　　齐鲁晚报:您是否认为这部小说出版后,会推动军事文学创作题材的更加多元化?

 

　　陶纯:应该会的。过去军事文学创作无形中形成的条条框框太多,限制了作家的发挥,某种程度上也为军事文学繁荣扎上了牢笼,《一座营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得风气之先,为军事文学的创作闯出了一条路子,以后的创作者们,会受到它的启发,从而写出更多有分量的作品。（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