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谈抗战作品：抗战要写给年轻人看

 

　　谈研究

 

　　抗战史研究是薄弱环节

 

　　继《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等产生广泛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后，军旅作家王树增六年磨一剑，写了三卷本总计18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该系列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所赢得的反侵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系列自上市以来，王树增辗转全国各地的报告厅、图书馆等场所开展讲座，最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很多孩子在图书馆看他的书，“我的作品就是为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而让他忧心的也是现在年轻人不了解历史。

 

　　王树增认为，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是饱受欺凌的民族，鸦片战争之后历次异族入侵，我们基本上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领土的屈辱而结束，当然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虽然过程非常艰难。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不深、了解不深，我们愧对那些倒在战壕当中的前辈，愧对那段历史”。

 

　　全面讲述抗战史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我们过去对抗战史的研究过于狭隘，这种狭隘是我们愧对我们先人的，抗战胜利是付出了3000多万人的生命，我们数百万的中国官兵倒在战场上，你要知道中国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每一个官兵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我们这块土地承担了太多的血和泪，所以我们再用狭隘的党派观点来诉说历史的话，我们对不起这块土地，也对不起我们的前辈”。在王树增看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曲解及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解释这场战争。

 

　　谈战场

 

　　正面战场

 

　　不能简单用节节败退形容

 

　　前段时间，王树增参与审查了一个历史片，他提出，“在比例上可以拿捏，但是不能残缺。正面战场的那些重大战役不能残缺，残缺就解释不了战争进程”。在正面战场涌现了很多英雄好汉，包括吴淞会战的八百壮士等。对于正面战场的溃败，王树增认为，除了武器装备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现代战争的概念”。

 

　　王树增说：“步炮协同、空地协同，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战争的理念，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在正面战场巨大的战役当中经常是近在咫尺，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这种情况很多。如果完全归结于地方军阀部队的私心，那说得就有点过分。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不懂大兵团作战是联合作战的概念，我们的军队过去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正面战场大兵团作战怎么打胜仗？这个不可能。”

 

　　王树增认为，谈到正面战争时不能简单地用“节节败退”来形容，在上海、长沙等地的大会战对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消耗非常大。另外，也要分清国民党内部的三个派别，投降派、中间派和主战派。“投降派或妥协派以汪精卫为代表，他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永远地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中间派，它自己有一个俱乐部，叫灰色俱乐部，包括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军事将领。还有主战派，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主战派的顽强支撑，结束不了战争”。

 

　　敌后战场

 

　　整个敌后是一个大的战略

 

　　“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结束战争。我到台湾收集史料，其中看到一本很厚的档案，叫《中共破坏抗战真相》。我说，我告诉你，凭你们这个狭隘的心，你们成不了大事。我试问你一句，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存在，你们正面战场什么样的你们能够想象吗？”在书中，王树增专门写了一章《日军没有后方》，来说明日军在占领区的薄弱和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

 

　　王树增根据史料计算过，八年抗战期间敌后作战的战斗大概十多万次，“我们不能把敌后的战役规模和长沙会战相比，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游击战和山地战，不可能和百万军队厮杀，两种战争的样式，不能那么比。”王树增认为，可以把整个敌后作战看成一个大的战略行为，“敌后战场多么残酷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没有军饷，没有弹药，如果你有100多万军队，光每天吃饭要吃多少，谁养活，子弹从哪里来，我们也没有工业能力，我们也不是执政党，我们没有国家资源，可见其艰苦程度”。

 

　　王树增说，“我们对血和命的评价要格外谨慎，他们的命不是为了自己挣钱，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尊严，我们要怀着十二万分的敬畏去体谅他们，宽容他们，理解他们。因此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中国战场的独特风景。从前没有这样一个战争的局面，在一个大的战场上分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对话

 

　　三方面理解抗战中流砥柱

 

　　京华时报：你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句话？

 

　　王树增：我是认可这句话的，这个认可是我在多年研究和写作当中逐渐形成的。我是个作家，不是军事学家，但我想我能说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是什么样子？当异族侵略，眼看就是亡国亡种的时候，这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需要凝结成一条心，这是重中之重。谁能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做不到，他不要说凝固全国的民心和军心了，他就连他的军队他都统一不了。那么共产党人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面对强敌我们必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军心和民心凝结起来，用什么手段凝结都不为过，共产党人做出巨大牺牲，帽徽都换了。共产党人都做出这样的让步了，别的党派你还能说不让吗？做出这样的表率，而这样的表率即使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变过，因为共产党人知道，只要人心一散这个民族就完了。在这一点上讲，就是凝聚全国军心民心的中流砥柱。

 

　　第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抗战的总的战略决策就是《论持久战》。我们现在读《论持久战》，还依旧十分的敬佩毛泽东的战争艺术和政治智慧。他1938年写的，战争还没打呢，他已经完全论述了这个战争将要经历多少阶段，每个阶段战争样式是什么，最后结局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八年抗战最后每一个阶段都验证了他的话，准确无误。国民党方面类似的谈话也有，没但有一个像《论持久战》这样精辟、这样完整和这样系统的一个作品出来。我想在总体战略上，共产党人是有巨大贡献的。

 

　　第三个就是敌后战场。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一直在滞留着它几十万的部队，我们牵制它的兵力从来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有记录的。日军是没有后方的，如果说日军在占领区能腾出兵力的话，我很难想象正面战场上会打成多么的惨烈。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在民族精神上、在战略战术上，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京华时报：关于百团大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王树增：现在对百团大战说法很多，这个那个的，但是你看看我的书，以前很少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根本就不成熟，而且看起来是根本就不可理喻。1941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经过几次扫荡，我们的根据地大量地压缩，我们的部队损失非常大，各个抗日根据地也损失非常大，我们那时候抗日根据地已经被日军切割得非常碎了。我们又没有军饷，我们又没有武器，怎么去作战，我们居然弄成了一个百团大战，为什么那么打？

 

　　我们要看看在百团大战前后发生了什么？蒋介石要和日本正儿八经坐下来谈判的，而且差一点点就签了协议了。这个谈判是有史料支撑的，这个谈判是有档案的。我都查到了它的原始档案了，无非就是蒋介石有一个底线，关于“满洲国”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就签了。

 

　　我们之所以在那个艰苦的时候拼尽最后一点力量去打百团大战，在政治上实际上就是遏制投降派的。这个不是我的判断，是日军的判断，在日方档案上有这句话，就是为什么共军在这个时候敢于发动这样的一个主动进攻。

 

　　选摘

 

　　张自忠壮烈殉国妻子绝食而亡

 

　　张自忠部兵力单薄，没有后援，无法构筑纵深阵地，狭窄的前沿后方就是总指挥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集中了5000多兵力以及所有的火炮，向张自忠部的阵地发动了凶猛的合围。调集部队增援，至少需要半天，如果即刻撤离，也许尚可冲出去，但临阵脱逃是张自忠誓死不能的。为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张自忠指挥少量部队死守阵地。残酷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阵地四周的小高地便相继失守。那些还活着的中国官兵知道总司令就在身后的小山包上，于是纷纷向总指挥部靠拢。而张自忠身处的小山包，在日军的攻击下已尸体遍布，张自忠左臂负伤仍立于山头督战。日军的又一阵弹雨过后，张自忠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倒下了。

 

　　日军向山顶蜂拥而来。之前，张自忠把他的卫队全部派往一线阵地，此时身边只剩了始终不肯离去的高参张敬。张敬用手枪射倒几名登上山包的日军，随即被后面冲上来的日军用刺刀刺倒。

 

　　一颗子弹再次射入张自忠的腹部。

 

　　一名日军士兵冲上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张自忠突然挺立起来，试图抓住日军士兵的刀刃。

 

　　另一名日军士兵的刺刀凶狠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张自忠永远地倒下了。日军士兵开始检查尸体，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一名日军少佐上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因为他认识张自忠。他与张自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他对张自忠的印象是：“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专田盛寿跪在地上，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其遗体抬下山埋葬。敌将尸体抬至三十余里之陈家集附近，将尸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标志，上书英勇上将张自忠灵等字样，并向灵墓敬礼。张自忠，抗战中国阵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军的记载是：“当夜即被数百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着上将领章和短剑，装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五月二十八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五十岁的张自忠，十六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山东老家的一位名叫李敏惠的十七岁女子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得知丈夫殉国后，李敏惠从容料理好家事后，绝食而死。

 

　　————本文节选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