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题材戏剧的普遍追求

 

　　从总体而言，我省戏剧创作已经超越对题材地方性、民族性的关注，进入对地方、民族性生活开掘阶段；已经从地域风情、民族生活氛围的外在展示发展到对独特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深层结构的内在探索阶段。一些地域题材戏剧作品在凸显地域特色的同时，追求人性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使地域题材戏剧有了普遍追求，因而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

 

　　赋予地域戏剧题材人性的深度《麦积圣歌》将一尊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坐佛雕像与一位皇后联系起来，以麦积山石窟第44号洞窟乙弗氏塑像的传说为素材塑造艺术形象，进行文化再生，在呈现消除战乱主题的同时，进行充分的人性演绎，进行全面的人情诠释，在剧中，历史背景成了演绎人性的舞台和场所。《大梦敦煌》与《丝路花雨》有着某种思路和创作方向上的趋同性，然而从《丝路花雨》到《大梦敦煌》，经历了人性表现深化的过程。《丝路花雨》主要着眼于“敦煌舞”等新舞蹈语汇的创造，壁画动作姿态的舞蹈化问题占据了其创造的核心；《大梦敦煌》则在成熟的敦煌舞舞蹈语汇的基础上，将关注和创作的重点放在了带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上，运用舞蹈语言写独特的人，抒发独特的人物情感，塑造独特的人物性格，营造独特的矛盾冲突，不仅从人物本身的动态特征入手直接刻画人物性格，还使用群舞等间接手段凸显人物性格。

 

　　此外，甘肃戏剧的一些作品还着意表现和诠释地方精神。一般来说，地方精神象征着一种人与特定地方生动的互动关系，一方水土培育一方人的品质，人从地方获取文化滋养，又给地方增添多方面的人文特征，对地方精神的阐释可以看作对人的阐释。《周祖公刘》《医祖岐伯》《皇甫谧》《苦乐村官》《草原曼巴》等剧作，展示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勤劳勇敢的“陇人”品格，展示了陇原的地域文化性格，展示了生动的人地关系，形象地诠释了地方精神，成为地方的文化名片。

 

　　无论多么浑厚还是贫瘠的地方文化，如果没被赋予人类的爱或者人性的深度，就不能全部展现其潜在的文化内涵。甘肃剧作家深谙此理，他们将地方文化精神与人联系起来，赋予作品的主人公以人类的爱，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普遍性，使地域性的题材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给予地域历史文化资源时代的高度文艺作品是时代精神的形象反映，众多甘肃戏剧作品具有这一特点，并形成传统。诸如《丝路花雨》表达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和平、发展、合作的主题，《官鹅情歌》表现的民族团结、和解和人间和谐，《麦积圣歌》揭示的“弱国无外交”“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大秦文公》一剧中“依法治国、大出天下”的理念，无不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给予地域题材以时代的高度，呼应着时代精神。

 

　　甘肃剧作题材多依据本土历史，剧作家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和高度，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有灵魂的戏剧作品往往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这一问题上，《丝路花雨》《官鹅情歌》等都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丝路花雨》一剧通过“真实的虚构”找到了舞剧的一些历史根据，以时代精神观照历史，给历史赋予了符合时代精神的主题，以历史印证时代精神，最终使历史题材产生了现实的回响。该剧不仅呼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即使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挖掘出“国之交在于民心相通”的时代理念。著名编剧曹锐曾在《戏剧人生又十年》序言中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目标是《官鹅情歌》主题确立的契机，而“韬光养晦”外交的时代背景又是她《麦积圣歌》立意的认识来源。正是由于与时代因素的结合，与时代精神相呼应，许多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戏剧艺术作品时获得了回应现实的当下意义，有了时代的高度，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共振和情感的共鸣，产生历史与今天共有的气息。在获得审美意义的同时，产生观念性的时代意义，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

 

　　在以上追求的引领下，甘肃许多传统的、民族的、地域的题材在现代、时代意识的引领之下实现了意义的转换，实现了对历史人物、民族人物、地域人物及其精神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以艺术的形式弘扬了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精神，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文化产品。总结已有的创作经验，我认为，坚持地域题材戏剧的普遍追求，辅之以地方性的剧种形式和特色性的表演，可以有效地促进甘肃向戏剧大省迈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