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来源:
时间:2015-05-05 11:56:32

“知识分子书读得比较多,在精神上要求更高,会被现实给束缚。他们都有一定的独立人格,都会在现实与精神两者的矛盾中挣扎。”


  “知识分子书读得比较多,在精神上要求更高,会被现实给束缚。他们都有一定的独立人格,都会在现实与精神两者的矛盾中挣扎。”
 
  “《蒋公的面子》这个戏的核心就是‘扭捏’,这仅仅是一个学生的习作,很不成熟,但我想这个话剧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回归了戏剧本身,戏剧归根到底是个人事情。”昨天,喜剧《蒋公的面子》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吕效平告诉早报记者,1月13日该剧在紫金大戏院首度社会公演,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目前他已经收到来自北京、广州、上海、苏州等20多家演出公司的邀请,“在以后的一到两年时间这出戏都会在路上”。
 
  1月13日晚上7点30分,“话剧《蒋公的面子》公演暨2012五矿业主答谢会”在紫金大戏院上演,虽然该剧第一次走出校园,但这出戏已陆续在南京大学、于上海举行的中国校园戏剧节、南京艺术学院上演了34场。早报记者在前往该剧院的途中,沿路都有黄牛询问是否有多余的票,其最高票价已经炒到了350元一张,而在戏院门口早早已是门庭若市。
 
  演员籍籍无名,成本低至“尘埃”,而剧本,则仅仅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三女生温方伊的“学年论文”。早报记者了解到,该剧于去年5月份完成了剧本创作,是作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庆的戏剧演出系列之一,首轮公演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礼堂,连续10场下来每次出票大约在450-500张,票价在20-40元不等,几乎场场爆满,观众不停要求加演,直至公演到30多场。去年12月14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包场观看该剧,又连加3场。
 
  到底是什么魔力让该剧如此受到欢迎?带着这样的疑问,早报记者观看了这两个小时的话剧。全剧讲述了1943年,蒋介石亲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时任道、夏小山、卞从周这三位知名教授去吃年夜饭,这三位教授很纠结: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
 
  三个人物性格特点鲜明,立场分居左、中、右。时任道思想进步,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他的学生呼吁抗日,上街游行被当局打死,他斥蒋介石为独裁者,因而拒绝赴宴。但令他为难的是,他同时又有求于老蒋--他在桂林的一批藏书朝不保夕,很想通过蒋介石这个当前最有权势的人保住这批书并运回重庆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好办法”--自己保住面子,让别人去赴宴帮他说情挽回藏书。同时,这其中更大的黑色幽默在于,他想拿回那批藏书其实并不是因为有多么爱书,而是他想变卖以度日--因为他一贯的清高,家中已经快揭不开锅了,时太太甚至瞒着他去向他平日素来看不惯的卞从周借钱。
 
  夏小山则是一个看似中立实则骑墙的代表,他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与人为善,极爱美食以及麻将。他听说了宴会上将会有一道老字号的火腿烧豆腐因而心驰神往,口水流了一地。但出于文人的面子和虚荣,之前在学生面前扬言不承认蒋介石这个校长,而如今,这个他不承认的“蒋校长”发来的请柬令他为难了。因此,他提议把请柬上的蒋校长改成蒋院长(行政院长)或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同意赴宴。蒋公的面子其实不重要,自己的面子才是最要紧的。
 
  而卞从周则是与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鼓励学生游行,给《中央日报》撰稿,支持国民政府。接到蒋公的请柬后,他竭力主张并力图说服两位同侪同去赴宴,并抛出了两个很大的诱惑--挽救时任道的藏书、夏小山向往的火腿烧豆腐。但再三鼓动未果,并被时任道和夏小山斥为谄媚,从而恼羞成怒,面子下不去,也摆出一副不去赴宴的姿态。
 
  整出剧分为了两个时空、三个场景:1943年重庆的茶馆、时任道的家中和二十几年后“文革”被批斗的房间里。在2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台下观众时不时被台上三个教授的对话逗乐。吕效平告诉早报记者,当初定下这个题目时,是为了做喜剧,但这并不是一个喜剧事件,这是件很纠结的事,台上的三个教授包括时太太每个人都很痛苦和烦恼,“南大一位历史系教授讲到一个词--‘扭捏’,我觉得这个词太好了,任何人开始扭捏都是喜剧性的。”
 
  温方伊告诉早报记者,尽管这个剧是根据流传在南大中文系的一个段子延伸开来的,但是剧中的人物是有根可寻的,如夏小山的原型是曾任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与文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与文学院院长胡小石,而时任道的原型则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中凡。“我害怕一些老先生会较真儿,加上吕老师要求我写的夏小山要让观众一眼便认出是胡小石来,我不得不在一些史料中寻找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像《联大抗战史》、《联大教授》、吴宓的日记、朱自清的日记等,多少能复原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我更想表达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永久精神困境。”温方伊说,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要求更高,会被现实给束缚。作为“公知”,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输出。知识分子书读得比较多,他们更有话语权,比普通大众要高一层,但由于没有权力,所谓的权力其实还是要依附于真正的权力层,“当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更加张扬一些,我并不是想批判某个时代,并不是想通过这个戏来批判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只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定的独立人格,他们都会在现实与精神两者的矛盾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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