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巧不成史：梁启超的虚构与黄兴的改名

黄兴

1902年，梁启超恰值而立之年，流亡日本的他在自己创办的《新小说》上连载生平唯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畅想60年后(1962年)，中国已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领袖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议。此时正赶上中国维新50周年纪念，上海举办博览会，盛况空前，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两万名听众讲演过去60年的中国史。所以这是一部从“未来”追忆的“革命往事”，故事的终点处正是小说的起点。可惜，尽管梁启超那舍我其谁的气魄极大，小说却只勉强写了五回，两位青年才俊黄克强和李去病游学归来，意气风发，正准备联络同志开始一番事业——— 就戛然而止。   

在“绪言”中，作者声明：国家是一个日日变化的有机体，谁也无法预料几十年后的事情，自己书中的情节走向，“非信其必可行也”，只不过借此发表区区政见而已，这等于否定了作品带有预言性质。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中构想的十年后(1912)维新正与后来民国政府成立的时间吻合，定都南京乃至上海博览会，也被人当作某种惊人的预见。如果说这些都还有某种合理推测的成分，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名为黄克强，竟与后来革命家黄兴同名，则实在不可思议。

并非巧合？众学者过度阐释

1912年，革命功成，梁启超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受到各界欢迎。在10月22日的一场演讲中，他追忆过往，不胜唏嘘。提到自己十年前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又有几分得意：“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这个巧合甚至曾让日本学者中村忠行断言：梁启超后来的解释是“伪装”，实际指的就是黄兴。这当然不对，因为黄兴是在1904年才从原名黄轸号竞武改名黄兴号克强的。这便又导致另一种猜想：其时正在日本当留学生的黄兴显然看了《新小说》，后来改号时便受梁启超启发。夏志清先生就曾有这种推测。张耀杰先生分别在《社会科学论坛》和《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黄兴的保皇与革命》与《黄兴改名背后的政治抱负》中，更是据此进一步推断：黄兴“从选择革命道路的那一刻起，所怀抱的恰恰是与梁启超一样想充当新中国第二代大总统的政治抱负。”“到了1905年，孙中山联合黄兴等人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未来记》所预言的主要致力于‘军国民主义’暴力革命的‘立宪期成同盟党’。”   

不过，在笔者看来，张耀杰先生这番话属于过度阐释了。实际上，笔者查到了一篇反面的证据，提供了当事人的说法。在《申报》1928年4月27日“自由谈”栏目里，“清癯”在《符应今语》中写道：

“去岁国民革命军，自粤而湘而鄂而赣而浙，以达今之新都，有所谓中正街，一若预为蒋总司令而设者，尚非异事。此与梁任公在二十余年前，著《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中有黄克强先生其名。后有人询之任公，则谓当时属草，无所容心，不过欲为记中作一幌子，乃悬想假设此三字耳。迨武汉起义后，孙黄莅沪，一日参观民党各报(如《神州》、《天铎》、《民立》三家)，时余任《天铎》撰述。有某君见黄，复以此相询，谓君字得勿阅《新小说》(梁在横滨发刊《新丛报》外，复出《新小说》，每月一册，时称巨制)来乎？黄大骇，诘其故。众以实告。黄谓：与彼宗旨且不能并容，岂肯拾其牙慧，以贻笑当世？某君乃服，益敬之。此与今之中正街，及蒋总司令之威名，可谓遥遥相对。谓非前定，殆莫能信。

实属巧合，且不止一处

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期间，正是梁启超一生中立场最为激进的阶段，言辞之间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排满倾向，并曾一度和孙中山往来甚密，甚至谋划与革命派合并组党，但因惹怒康有为而被迫于1899年赴美组建保皇会，合作之事遂流产。小说中的两个主角，黄克强主张平和稳妥的改革，李去病主张激烈的暴力革命，反复辩驳几十回之多，几乎涉及后来二十世纪中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命题，最终却只留下一个“临机应变，不到万不得已不破坏”的调和结论，充分显露了作者其时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尽管如此，不少革命党人却仍不怎么待见他。当时的胡汉民对冯自由说，自己看《新民丛报》，老搞不清楚任公宗旨所在，等到看过《新中国未来记》，才觉得任公与其师康有为不同，还是拥护民族主义的。后者却提醒他：小说中最激进的李去病也在颂扬光绪帝，实在自相矛盾，不可被他骗了。后来梁启超放弃革命，“恨海”(田梓琴)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年第5号上痛骂“彼所作《新中国未来记》，其一般妓女乞怜，专颂虏廷神圣，殊觉令阅者肉麻。”
 

黄兴本人的说法则为：“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这一种族革命立场的解释，与梁启超所谓的“取黄帝子孙能自强之意也”显然不同。其实，《新小说》的第一号眉批中就指出“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代大总统“罗在田”的取名源自孝文帝的典故，以此暗指清帝，却对“黄克强”未加说明。李去病，既以“去病”为名，又是主张革命的急性子，大概会在后面的故事成为大将军，和后来的黄兴反倒有几许暗合。张耀杰先生虽然坚称梁、黄二人的说法并不矛盾，却也不得不承认黄兴后来的革命道路更接近李去病而非黄克强的主张。既然如此，黄兴若真的受到过任公启发，也许应该改名“黄去病”才对。    

如此看来，虚拟历史中的黄克强和真实世界中的黄克强，实在只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说到巧合，小说的最后开列了一份26人的同志名单，其中有一位湖北恺字营营官“程子谷”，而历史上的恺字营被一些后世学者认定为后来武昌起义的最早发难处。凡此种种，都引发后人无限遐想：假如梁启超的鸿篇巨制能够继续，平行时空里的中国还将有多少“巧合”？但故事外的历史没有等待的耐心，自顾天地翻覆了。于是，那场永未完成的演讲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