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医生眼中的刘少奇：生活俭朴 廉洁奉公

刘少奇同志在工作（资料图）

刘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的倡导者、践行者，更是低调做人、自立诚实、清廉朴实等良好家风的树立者、教导者。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家人后代也严格要求，不讲特殊，不许搞特殊。

本文记述的就是一位保健医生眼中对刘少奇同志的近距离观察……

忘我工作

笔者曾经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做过8年的保健医生，时至今日，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仍然清楚地浮现在笔者的眼前。

记得每天吃早餐时，少奇同志在听取机要秘书的汇报后进入办公室，然后埋头批阅文件、研究问题，或者找干部谈话，听取汇报，或者参加会议，期间从不会让人感到一丝倦意。晚餐后，少奇同志一般会看文件约一小时左右，然后外出散步，或听取汇报。上床以后，还要看二到三小时的各种资料、文件，然后才躺下休息。深夜时，有时会有开会的通知，他马上起身，喝杯浓茶就赶去开会。

少奇同志每天白天一踏进办公室，一般就是一整天。我们做保健工作就只好在他晚睡前或起床后抓紧时间了解他的健康情况，必要时进行体检。记得有一天他身体不适，专家建议休息，但他仍坚持处理完手上的工作。他连续办公二三小时后，我们只好提醒他休息一下，但话还没说完，他便用手势阻止我们的劝告，又投入忘我的工作。我们只好又轻手轻脚地退出来。

后来我们一致认为：少奇同志的时间太宝贵，但有了病还是需要治疗。所以我们在给他做治疗时尽量想办法更快一点，少耽误他的时间。我们每次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等到他工作一完，就立即去给少奇同志体检。

可是我们发现，他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完的时候，即使我们准备好，也很难做到“见缝插针”。而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少奇同志往往也是在思考问题，对我们的治疗一般不会提任何意见要求。

平等待人

少奇同志虽身居要职，但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在少奇同志那里，国家主席和秘书、警卫员、服务员之间，国家主席和保健医生、家庭保姆之间，和厨师、司机之间，始终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

记得1958年，一位新来的警卫员同志见到少奇同志时，称他为委员长。少奇同志听后马上说：“今后要称同志，不要称官衔。我们职务不同，这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平等的。同志这个称呼，既尊重人，又无等级之分，我们党内就应该是这样的气氛。”1959年，少奇同志担任了国家主席，但他只是在公开场合和外事活动中以国家主席身份出现，而在办公室，在家里，少奇同志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那样亲切，那样平易近人。大家对他仍然称“少奇同志”。一次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同志时，他说：“你淘粪是为人民服务，我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又有一次，他对身边的一些同志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侍候的人更多—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有什么比使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

少奇同志平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都是关爱有加。记得一次他出差到杭州，突然叫过护士小宋说：“这里离你的家不远，回家去看看吧！”小宋出来后对我们说：“主席怎么知道我的家呢？”后来想了许久她才记起，在第一次见面时，少奇同志曾问过她是哪里人。虽然这件事过去了7年，但少奇同志依然记得。次日一早，秘书同志把火车票交给了小宋。

曾做少奇同志11年警卫员的小张离开时，少奇同志对他说：“小张啊，下去后要挤出时间学习文化，扎扎实实工作，不要摆架子，否则就会脱离群众。不要难过，这是工作的需要，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几年后，少奇同志得知小张的家乡遭到了水灾，立即拿出他和光美同志工资的五分之一(100元钱)寄给他。

少奇同志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我们的党小组会上，和普通党员一样自觉服从组织纪律。有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中，讨论在国家暂时困难期间如何克服困难问题，我们提出想用房后小空草地“开荒”种蔬菜。少奇同志马上赞成，并告诉我们说：“总是吃饱肚子更重要。”会后大家就干起来了，少奇同志亲自劳动，种了大麻籽、豆角等。

生活俭朴

少奇同志一家11口人的吃用穿戴，生活的开销以及接济一些亲戚、烈士的子女和其他一些费用，全靠他和光美同志每月加起来的500多元工资。花销虽然很大，但少奇同志平时的饮食很注意节省：他每天10时左右起床，早餐很简单，两片面包片抹上一层薄薄的黄油，一个煮鸡蛋和一杯牛奶；午餐在下午6点钟左右，通常和家里人一起吃，一般是二荤二素一汤；夜里1点左右吃晚饭，为了照顾炊事员休息，由光美同志或值班的警卫员做“烩饭”，就是把早午餐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加水煮开；如果没有剩饭，就用菜汤煮一点面条。

少奇同志在家里穿的普通布衣和布鞋，有的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一次，他的一件衬衣破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警卫员同志问他：“是不是换一件新的？”他把衬衣抖了抖，看了看说：“不要紧，再缝一缝，还能穿些时候。”他的一条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而他有一条围巾整整用了16年。一次出国前，服务人员给他做了制服和大衣，他只是在参加外事活动等公共场合时穿一下，平时舍不得穿。他的上海牌手表，坏了就修，一直用到逝世。他抽的是一般市民抽的普通烟。虽然喝茶，整天就是一壶茶冲来冲去，没有味了，就添上点茶叶。无论到哪里开会，少奇同志都是自己带茶叶、带烟。在接见外宾的情况下，他不能用自己的茶叶，但仍然抽自己的烟。

记得1959年末，少奇同志发现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领了夜班费。他很生气。他问工作人员：为什么隐瞒他，代领了夜班费。工作人员说：“您每天工作到深夜，符合领取夜餐费的规定。大家都同意去领。”少奇同志耐心地对他解释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夜间工作和你们白天工作一样，是正常班，不该享受国家的夜餐补助。算一算领回多少夜餐费，如数全部退还给国家，越快越好。”看到少奇同志态度很坚决，工作人员只得照办了。

廉洁奉公

平时，少奇同志认为讲排场挥霍国家财产是犯罪行为。有一次。警卫的同志们和管理部门商量后，趁少奇外出时，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块地毯。少奇同志回来后看到了新铺的地毯，说：“为什么铺这个地毯？”警卫同志再三说明这个地方太滑，铺地毯是为了防摔跌。少奇同志听后说：“铺这个地毯太贵，太浪费。应该铺便宜的东西。”后来，铺上橡胶垫，他试了一试，说：“这东西好，既便宜又结实耐磨。”

少奇同志规定家人一律不许乘公车。所以王光美同志去医院看病都骑自行车，孩子上下学照样骑自行车。连他自己去理发等，都算私用车，而且还叫警卫员一一记账，再从他工资里扣除。

因公外出时，他总是自己带行李和生活用品。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断叮嘱大家：要尊重当地的规定和习惯，不要收礼物，不要随便地指手画脚。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送来了一些副食品。他说：“能退的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都按价付款。”

少奇同志一向按规章制度办事，也尽可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他严格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四菜一汤”招待的决定。一次外出时，当地接待人员摆出4个以上的菜时，他就叫来服务员说：“这几个菜没有动，请转告大师傅，不是不好吃，是吃不了，请他们别生气，以后少上菜，多了浪费。”此后，少奇同志外出时间比较长时，都自己带生活用品，吃、住、开会都在火车上，不再麻烦地方了。

少奇同志经常出国访问或在国内接见外国友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时常送些礼品给少奇同志。所有礼品，少奇同志全部上交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