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剧里的山东：齐鲁文化的厚重与守成

 

 

　　山东文化——简单分为齐文化和鲁文化。鲁文化更多的来源于孔子，齐文化代表了张扬的一面。好似一个人的性格，内敛中不失豪放，所谓“闷骚”。

 

　　对孔子的演绎，是鲁剧新旧时代的重要标签。1992年拍摄的16集电视剧《孔子》，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孔子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经历令人唏嘘，其遍寻治国良方，潜心学‘礼’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赞佩。尤其是孔子与老子在黄河岸边端坐青石之上论道的情形，为世人提供了出世与入世的参照……该剧体现齐鲁文化传承庙堂文化尊崇政治的一面。”山东政法学院教授张建波在《齐鲁文化的文学镜像与影视传播》一文中说。

 

　　到了2010年，动画片《孔子》登陆央视，制作团队可谓无人能及：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曾担任总顾问并题写片名，叶兆言、张炜等著名作家参与剧本创作。

 

　　可以说，对孔子的演绎，是山东影视剧制作人绕不开的一个“事业”。山东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孔子与儒家如何走向现代，被当代人接受，两部作品给出了回答。

 

　　鲁文化的内在延续，同时还催生了《孔繁森》《焦裕禄》等一系列电视剧。可以说，整个鲁剧的发展史，其在内核和灵魂的架构上，更多的是传承鲁文化家国情怀的一面。

 

　　自然，齐文化也不可小觑。1996年拍摄的电视剧《孙子》，“较好的体现了齐文化的尚权变，重功利的特质，深刻揭示了孙子对于战争、人性的思考”。

 

　　近些年来，商业电视剧大行其道，其中，鲁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深刻体现了齐文化开放的特性，同时，在内核中遵循的道德自律，也为鲁文化扩展外延提供了一个依据。可以说，商业电视剧是齐鲁文化相互渗透的结果。

 

　　早在1994年，毕四海的小说《东方商人》就被改编为电视剧，第一次展现了儒商孟洛川的一生。孟洛川身上具备了典型的山东特性，他身为孟子第六十八代孙，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经营瑞蚨祥，童叟无欺、重义重情不惜财。不过，此时的电视剧，虽遵循齐鲁文化的道德自律，但“传统的齐鲁文化难以为变革提出新的价值向度”。

 

　　直到2003年的《大染坊》，具备现代思维的乱世奇商陈寿亭的出现，齐鲁文化终于找到了商业表达的思路。陈寿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成为民国期间民族资本家的重要代表，其文学形象与影视形象足以彪炳当代艺术史。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文学鲁军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比如冯德英的胶东大地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向系列，张炜的芦清河系列，刘玉堂的沂蒙山系列等。与文学几乎同步，鲁剧开始受到关注。

 

　　1982年横空出世的《武松》成为我国第一部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按照评论家张建波的说法，“该剧情节人物、演员道具、服装音乐及实景拍摄均带有浓郁的山东标签。其后《鲁智深》《林冲》相继推出，人物‘各有其胸襟，各有齐心地，各有其形状，各有其装束’，形成喜闻乐见系列《水浒传》人物志。”

 

　　教育家张天麟认为，两个人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英雄。鲁剧一开始就深扎山东，选择《水浒传》有一定的必然性。遍寻独具山东特色的文学作品，古今史上，《水浒传》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它将山东人的性格从中庸的儒家拉出来一环，重义轻利的英雄形象，成为山东人的标签。其中，武松一直以来被作为典型的山东人。

 

　　另一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则是影视作品与当代文学的一次完美结合。一群来自山东的普通士兵，“位卑未敢忘忧国”，“以激烈又舒缓的抒情节奏，在强烈景物映衬与色调对比中，展现沂蒙红色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在20世纪的大历史中，红色文化构成了山东文化的重要一环，巧妙地将三四十年代的红色传统移植到七八十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唤醒的红色记忆，成为这部电视剧成功的重要因素。将近30年后，新的电视剧《沂蒙》，则是直面那段历史，全景式展现沂蒙山区的革命岁月。

 

　　“草莽英雄”的重要代表——余占鳌，来源于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这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巨著，一开始就在电影中找到重要位置，张艺谋版的电影影响深远。而到了多年后的2014年，作为鲁剧重头戏的电视剧《红高粱》，在小说之外进行了大的延伸，顺着来源于水浒英雄的那条家国路线演进，受到普遍关注。

 

　　卢少华、房伟所著《山东当代影视艺术的地域化特色研究》中指出，鲁剧很好的将民间性与主旋律相结合，运用多种视角作为叙述的基点，民间草莽英雄剧也是其中一种。改编自曲波小说的《桥隆飙》，延续了《林海雪原》的“英雄传奇”，“崇尚狭义与好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侠客’与‘好汉’是独立于政治、法律体制之外的正义代言人，他们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形象，代表平民百姓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反抗强权的强烈呼唤，对这些形象的崇拜是一种民众自发产生的代偿心理”。

 

　　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影响深远。上世纪90年代，一部从这部小说中衍生出的电视剧《小小飞虎队》，虽制作简单，却因其独特的视角，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而被无数孩子喜欢。小银、虎子、大壮，以及日本人的孩子喜郎，超越国界的温情叙事，感染了很多人。最后，小银死了，大壮被押上火车奔向死亡，喜郎的爸爸被打死了，只剩下虎子一个人，孩子们的童年就这样散了。

 

　　这部只有几集的电视剧，至今仍是山东80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世纪山东人的两次“外出”，在鲁剧中得到精彩演绎。到本土之外去挖掘齐鲁文化，一个是《闯关东》，一个是《南下》。

 

　　生存和革命，缠绕20世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小说文本的《闯关东》，腰封上印着一句话：“浓缩了闯关东人群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展示了一个普通的山东家庭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在悲怆苍凉的命运中倔强扎根、生息繁衍，最终成为一个坚韧大家族的经历，透射出闯关东的顽强精神。”这是一次齐鲁文化的“大移民”，朱开山一家闯关东，以和为贵的处事方式，隐忍而勇敢的个性特征，无一不显示出齐鲁文化的厚重与守成。安土重迁却又不得不远走他乡，死后头朝向山东，归乡情结厚重而悲怆。

 

　　革命题材一直是鲁剧的重要内容，当革命需要远走他乡，一种新的革命样式出现。胜利之后如何继续革命？南下，不仅仅只是单一的地域转移，还有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移。

 

　　回过头来，我们看到，《闯关东》展现了齐鲁儿女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发展意识；《大染坊》彰显一代企业家为振兴民族工业殚精竭虑的气概；《钢铁年代》展示了老一代建设者的奋斗历程和时代精神；《南下》讴歌了南下英雄群体坚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沂蒙》歌颂了老区军民在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战、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我们通常都把地域文化特色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的一种重要内涵，甚至于，还把富集地域文化特色作为某种文学艺术作品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对于“鲁剧”而言，立足于山东地域文化，创作出一批富有地域文化色彩和较高文化品位的影视剧作品是形成集体风格的优势所在。

 

　　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被外省多家影视公司不断翻拍，不断引起轰动，却在本土并未引起特别关注。应该看到，《聊斋志异》是山东文化的一个变种，它有着强烈的“反山东”的意味。但是，多年来山东的诸多艺术形式，也是在不断地“反山东”，比如莫言、张炜的小说。“反”是一个创新的过程，突破传统的文化框架，以新奇的形式推出新的作品，才能丰富一个地域的文化外延。

 

　　影视全产业链的探索，也在进行中。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在与青岛西海岸签订战略合作，在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共同打造中国影视剧孵化基地，力争成为吸引国内外影视企业的“新磁场”后，又与中国重汽集团签约敲定“星工坊”影视文化产业园项目，在济南建设“袖珍型迪斯尼”，以国际领先的影视娱乐设施为基础，引导儿童进入世界认知、科技探索、影视体验、成长锻炼的模拟环境，以“影视+旅游+教育”为商业模式，附加文化办公和商业街区，影视文化产业“集群效应”初显。

 

　　在此之前，《闯关东》热播之后，章丘朱家峪成为“山东的乔家大院”，带动旅游业发展。曾拍摄《沂蒙》《斗牛》《红高粱》等影视剧的沂南县马牧场常山庄，如今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影视基地。同时，红嫂纪念馆等场馆的兴建，使得单纯的影视旅游、自然风光旅游增加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由此，影像进入到社会现实中，改变的不仅仅只是人的观念。影视整合社会资源，成为一个地域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到今天，鲁剧本身也成为山东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