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之父”阮义忠

 

　　谈起与摄影的缘起，阮义忠觉得很羞愧。当初去一家文艺杂志社应聘，对方因为他的画答应录用他，然后问他用什么相机，他说没有相机，对方的脸马上就绿了。但杂志社还是聘用了他，并激励：拍多了，就好了。“以前我是喜欢读书的文艺青年，我父亲虽然是木匠，但我们有一块三分地的菜园，父亲很节俭，他希望不要浪费这个资源，所以他有空就会去种种菜。一开始我画画，虽然我读了很多书，但19岁参加联考没有考上。”
 

阮义忠作品

 

　　“那个时候为了想要了解摄影世界，我就开始大量阅读世界的摄影期刊。有些书刊文字的介绍是英文的，还好我太太是外文系的。如果那个时候娶错了老婆的话，大概就没有今天了。”

 

　　在阮义忠最负盛名的一幅照片里，一位台湾布农族的老妇坐在相机前，她没有明显的表情，脸上只有沉默和平静，但就是这张照片，让台湾乡土文学家黄春明落泪。这幅照片就是阮义忠摄影风格的写照：不美、平静、带着沉默的尊严。

 

　　他打开通往世界摄影的那道门

 

　　艺术评论家袁琼琼曾说，“阮义忠其实一直在记录他的尊严：总是蓄着长长的头发，身穿大裤子、衬衫，脚趿凉鞋，身背大布包，是他一贯的形象。”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时的资讯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直到阮义忠先生编著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这两本书把世界摄影史的大师们带到了中国大陆摄影人的面前，我们才得见西方摄影文化的奢侈与繁华，并对当时很多还处于摸索阶段的中国摄影家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参照、启蒙和指引作用。

 

　　从此，中国摄影出现了新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是围绕所谓“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两条线索展开，预示了中国当代摄影中的两个重要类型的出现。与此同时，阮义忠也正式走入中国大陆的摄影领域，为我们打开了那道通往世界摄影之门。

 

　　台湾“正方形乡愁”记录者 

 

　　乡土，给了阮义忠最丰盛的养分，也给了他一种忠诚的品质。也许是因了这种品质，阮义忠一直守护着他对传统摄影的忠实。他不仅坚持拍摄胶片，也坚持自己制作银盐照片。他的暗房技术与他的拍摄水准一样令人惊叹。世人无法不敬重阮义忠的这种保守与坚守，他使我们能够继续感受经典的意味，使历史存在感的实现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摄影家，阮可说是一个使用35毫米小型相机的抓拍圣手。他娴熟使用具有较高机动性的35毫米小型相机，以出神入化的身手，拍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摄影系列。

 

　　他说，台湾与大陆分隔数十年，他记录台湾的点滴，最能打动人性的是乡土和乡愁，一个孤岛，他称之为“正方形的乡愁”。“台湾迅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甚至是资讯社会。我是要拍出农业社会及穷困生活中，人们的知足和互信，精神生活的富足，我就是在寻找这些人最可贵的品质。当然，台湾一直在变，这些原来不太需要寻找的东西，现在越来越难找到。”阮义忠这样对记者说出了自己拍摄的理念。

 

　　人与土地 

 

　　《人与土地》这幅作品是阮义忠的标志性作品。回忆拍摄这张照片，他说，“陈丹青问我，是不是上帝在那时帮我按下了快门?”1986年，阮奉命记录台湾的海岸沿线，误入一片军事管制区，无法从一个村子通过。阮义忠拿出公文，最终被放行――前提是交出所有的拍摄设备。就在一瞬间，阮义忠看到在海边游戏的这群孩子，他被震撼了。想到这辈子无论如何不会再有机会到这个地方，阮义忠冒险按了快门。

 

　　阮义忠说：“我同意陈丹青所说的上帝按的快门，是因为没有事情发生，再了不起的摄影家也是拍不出作品的，摄影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作为摄影家，要随时准备好接这个礼物。”

 

　　中国摄影家的伯乐 

 

　　1992年，阮义忠先生创办了一本中英双语杂志《摄影家》，这本杂志在继续向华人世界推介西方摄影家、摄影现象的同时，也推进了一大批中国本土摄影家走入西方人的视野。早在其创刊号中我们就看到了吕楠的作品，而后来更是将方大曾、侯登科、刘铮、荣荣、邱志杰、洪磊等一批本土摄影家推荐给西方，使他们得到认可并走上国际舞台。

 

　　在几年前，本报记者有幸采访到吕楠，他回忆起阮义忠先生对他的帮助：“1990年，吕楠坐了两天的火车从北京赶到深圳。在阮义忠下榻的旅馆中，两人第一次会面;吕楠把自己的样片摊满了旅馆的床，阮义忠从中挑选了一些。后来，阮义忠在自己创办的《摄影家》发布了吕楠拍摄的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的作品。这是吕楠首次得到专业摄影杂志的认可，继而名扬海内外。”

 

　　2004年3月，总共办了62期的《摄影家》停刊了。但在第62期的卷首语里，阮义忠还表示了继续办刊的决心。如此，《摄影家》给我们留下了漫长无期的等待……也许，一切并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