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民：不只是毛泽东的摄影师

 

　　吕厚民和他拍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5次单独和毛泽东合影留念

 

　　吕厚民生于1928年9月9日。1948年3月任小学教师，同年7月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被分配到照相科。1949年11月，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1950年初春，21岁的吕厚民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中南海警卫处工作，主要是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拍照。

 

　　吕厚民曾说：“在主席身边工作，从个人来讲是非常荣幸的。从我们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毛主席无论拍哪个角度，都让人感觉到非常魁梧，真是和一般人不一样，自然中透露出伟岸。”开始给主席拍照的时候，吕厚民感到很矛盾，在他的眼里出现了两个毛泽东，一个是在党务和国务活动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亦师亦友的毛泽东。

 

　　吕厚民曾多次回忆，在毛泽东身边拍照的那些年，毛泽东从来没说过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就拿拍过的不少毛泽东光脊背、穿泳装的照片来说，拍摄时毛泽东都知道，但从不阻止，对他非常信任。事实上，在跟随毛泽东拍摄的日日夜夜中，他们很少用语言交流。镜头前和镜头后，这对年龄相差35岁的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吕厚民曾5次和毛泽东合影留念。

 

　　经典照片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在办公》《毛泽东在庐山》《毛泽东打乒乓球》《毛主席畅游长江》《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一张张著名的领袖照片，都是由吕厚民拍摄的，每一张照片背后也都有其故事。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结束了，代表们开始有秩序地离场，吕厚民有意识地等着。这时，他往主席台扫了一眼，眼看着周恩来起身，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但没有朝外走……“快！周总理正向毛主席走来！”一个闪念之间，吕厚民举起了相机。提到这张照片，吕厚民说：“我当时用的是美国的闪光灯泡，每照一次就要换一个灯泡，换一张底片。拍照时，先要把片子上好，装好灯泡，然后把片盒拉开，把距离调好，再按快门。这中间要有一系列程序动作，不像现在全自动。那时就能拍1张，拍第2张两个人就离开了。如果你不等，不准备好，这张照片就拍不到了。”

 

　　1961年夏天在庐山，主席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日夜操劳，很辛苦。那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很嚣张。上午主席出去散步，登上一座小山。上去了，先是站着，右手叉腰，表情有点疲惫，而且愁眉不展，然后就在山顶上来回走动。主席出去散步的时候，也不停地思考，心里也想着国家大事。过了一会儿，大约有半个小时，他又坐下了，坐在一条长凳上，一只手撑着凳子，表情还是那样凝重，望着远方，在沉思。这个时候吕厚民就给主席拍照了，就是《毛泽东在庐山》。

 

　　1962年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吕厚民说：“这张照片也可以说是‘抢’出来的。那次是在上海，我看到主席正在散步，就动员身边的人，主席散步回来以后，从另一个门进去，经过乒乓球案子，可以请主席打一下，留个影。因为主席过去打过乒乓球，但一直没有拍到照片。那次，果然就拍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了。”

 

　　1961年至1964年间，吕厚民担任毛泽东的随身记者，他拍摄了大量广为人知的主席照片。而与那些会议、讲话中的历史瞬间相比，吕厚民更喜欢他拍摄主席日常生活中的照片。

 

　　不只是毛主席的摄影师

 

　　吕厚民镜头下的伟人形象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既有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领袖气魄，也有朴实亲切的父亲慈爱。但拍摄毛主席的照片并不是他摄影生涯的全部，在拍摄日常新闻方面，他也很有成就。

 

　　在“新华典藏”图库中，陈小波挑选了10幅吕厚民的作品，但毛主席的照片入选的只有两三张，其他都是他拍摄的日常新闻图片。“他是在影像上非常有天赋的一个人。大家平常总是注意他拍的毛泽东的照片，把他拍的其他方面的照片忽略了。”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廖承志主持编辑出版大型画册《中国》，当时廖承志看到这个画册的时候说，不仅仅要反映成绩，还要有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的困难。当时正好广东有一场水灾，说让谁去呢，就想到了吕老，吕老效率极高，3天就回来了，第2天照片就送到了廖承志手里，他非常满意，赞叹“好！到底是新华社的速度”。

 

　　一生从未停止过拍摄

 

　　“他能从几千人里被选出来做毛主席的摄影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吕老这个人非常聪明，有很多人都拿摄像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拍的像他这么好。”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说。

 

　　在朋友的印象中，吕厚民从未停止过拍摄。在器材匮乏的胶片时代，吕厚民为了拍好照片，动了不少脑子，为了随时抓拍到精彩瞬间，直到去世前几个月外出拍摄时，他还自己背着重约几公斤的摄影包，爬高走低，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不愿意别人背他的摄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