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冷月，他的拍摄只服从其身为画家的兴趣

 

　　2015年10月31日，是已故画家、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陶冷月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人们或知陶冷月融通中西画艺，却甚少知其作为摄影者的身份。

 

　　当日下午，“取景神妙——陶冷月民国写真展”暨纪念陶冷月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位于思南路41号的文史研究馆举行（展期至11月4日），近800张陶冷月饱含现实主义追求的摄影作品的亮相、成册，一方面温暖了先生的亲友、学界，一方面未必不是加深了对上海美术历史的一层冷的反思。

 

　　现代中国画家陶冷月（1895－1985），原名善镛，江苏苏州人。早年曾习西画，深谙景物造型与明暗光影的处理，结合西画技巧的独特手法绘制银月当空的夜景山水画，铸成特有的艺术风格。其标举的“新中国画”，凭借“力求综合古人之长和吸收西画光影明暗和透视之法”的细腻手法，在画坛占据一席之地，美誉四方。

 

　　与普遍所知的画家身份形成反差的是，陶冷月的摄影实践鲜为人知。作为一名爱好摄影的画家，陶冷月的摄影不受当时摄影社团的美学规则与竞争原理所限，不追随潮流或曲意逢迎某种摄影美学趣味，他坚持志业，一路前行，他的拍摄只服从于自己作为现代文人画家对于山川形胜的观看的兴趣，服从于“存在过”、“看到过”这一简单又深奥的摄影真谛。

 

 

　　从现存作品看，陶冷月于1923年起购入摄影器材，开始拍摄所见，实录游踪。由此，他开启了摄影的业余爱好，并延续数十年之久。

 

　　陶冷月摄影的起步阶段，正处于个人在绘画上自创“新中国画”的阶段。此时的中国摄影，进入到追求西式绘画表面效果的画意摄影风格受到广泛接受的阶段，彼时主流多为呈朦胧态的摄影作品，极少有明快呈现现实的摄影作品。陶冷月并没有受主流思潮的影响，从他最初拍摄的照片看，他基本上服从摄影的观看法则与成像原理，对自己拍摄的照片不作“手脚”使其具“画意”效果，体现了一种硬朗的现实主义态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冷月历任长沙雅礼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暨南大学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职，经济上日渐宽裕，使之可以购入产于德国的高级照相机并携照相机出游。当时，陶冷月有不少机会在全国各地旅行、讲学，他热衷于把眼前所见风景拍摄下来，这些风景照片成为他遗作中的最大宗。

 

　　陶冷月的摄影作品涵盖了关注民生现实的屋瓦小巷、孩童、民工，展现现代主义意识山水风景、飞禽走兽，题材广泛。与陶冷月曾有同事之谊、且交往颇多的画家黄宾虹，曾对陶冷月自由的摄影、作画表达了向往之情。黄宾虹曾说自己“尝拟偕诸同志，遍历海岳奇险之区，携摄景器具，收其真相，远法古人，近师造物，图于楮素。足迹所经，渐有属豪，而人事卒卒，未能毕愿，深以为憾”。

 

　　陶冷月之子陶为衍告诉早报记者，“家父的老照片，因战乱、‘文革’毁坏外，因搬家、老人去世丢弃等，流失众多。在保存、整理父亲遗物时，因编年谱寻访先父游踪，到长沙、常熟、重庆等地考证照片，原以为照片仅有史料价值，直到三年前复旦大学顾铮教授确认了它们的学术价值，才引起重视，搜罗整理，筹备出版，公之于众。”

 

　　陶为衍回忆，父亲陶冷月曾说，他拍照片的目的不是为今后临摹，“照照片画是画匠，看照片是回到当时出游的意境。”或许，这些照片于陶冷月虽然不是直接翻制的对象（这么做就是画匠所为），但照片中所保留的景色以及被他保存于画面中的“意境”，则有可能成为他在营造画面、提升画面意趣时的某种视觉保障，并且最终落实为绘画中的意境。

 

　　1979年，85岁高龄的陶冷月，创作了《巫山雨霁》。此画与他在1930年代拍摄的照片关系密切，并非向壁虚构，凭空画来。在体弱不能出游的特殊时刻，陶冷月在几十年前拍摄的照片，起到了帮助他在作画时“回到当时出游的意境”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成为了他作画的视觉依凭。

 

 

　　除了拍摄山川胜景，现存陶冷月拍摄的照片还展现出他对于都市的观看兴趣。虽然都市景象的照片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所占比例极小，但这些照片至少证明，他尝试过以摄影的眼睛来面对、观看都市景象。

 

　　在一张拍摄上海市街的照片里，陶冷月以较低也较开阔的视角拍摄了闹市街头人力车与汽车并行的景况。在另一张照片中，他又从较高的视点拍摄了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门前人来人往的熙攘景象，图中，将要冲出画面的电车，给画面增添了强烈的现场感。

 

　　此外，陶冷月还大胆尝试拍摄都市夜景照片。如果说，自然山水中的月景是“冷”的话，那么由电灯这一现代科学手段所照亮的城市夜晚，则是“热”的。

 

　　何谓“摄影真谛”？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说得非常明白：“摄影的真谛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任何深奥的东西：‘这个存在过’。”

 

　　证之于陶冷月拍摄的照片，可以说，其实这些照片最终都是在向我们大声疾呼：“这个存在过”，我，陶冷月，看见过。陶冷月看见过的现场，在其诞辰120周年之际，终于被大众看见。

 

　　可是，潘思同看见过的现场，却永远地消失了。“这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悲剧。当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迁离上海，众多美术专业人员无处可去，以‘苏派’为主导的教育观念占据主流。像陶先生这样被淹没的人有许多，挖掘出来，是对历史的保存。”潘思同之子潘耀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