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沉甸甸的35年

 

　　35年中，《当代》杂志共出版《当代》220期，《当代增刊》20期，《当代长篇小说选刊》66期，刊载作品近6000部（篇），其中8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占茅奖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刘心武的《钟鼓楼》、古华的《芙蓉镇》、阿来的《尘埃落定》、麦家的《暗算》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据《当代》前主编孟伟哉回忆，1978年一个夏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的砖墙上，有人贴出一份油印刊物，刊名《今天》，据说是北岛等人办的刊物。看了《今天》的内容，孟伟哉感到作为国家出版社的人文社应当办一份刊物，而且气魄应该更大。于是，他先后找当时的人文社社长韦君宜、总编辑严文井提建议。此后，出版社党委委员们形成决议：办。党委决定后以出版社的名义书面报告出版局，此报告由孟伟哉起草、韦君宜改定，以手抄稿报送。在这份报告中，拟提了两个刊名，一为《当代》，另一为《当代文学》。第三天，出版局领导陈翰伯、王子野即先以电话通知韦君宜说同意，并赞成用《当代》这个刊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的两个宋体字“当代”，是由当时中央工艺美院的何建民所设计并书写。《当代》创刊的时候，全国人民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饥渴状态，文学刊物只有《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和《十月》，《当代》可谓是得风气之先，一面世即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引起注意。创刊号7万册首印一时洛阳纸贵，最高时发行量达到55万册（1981年第一期）。

 

　　在《当代》确定的35位“荣誉作家”中，冯骥才排在第一位，因为他是35位中最早在《当代》发表作品的作家，《雕花烟斗》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二期。当时刚经历了对文化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小说对雕花烟斗雕花般的描写，让读者感动。字里行间，作家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赤诚，不仅成就了作家自成一脉的系列文化反思小说，还成就了一个鞠躬尽瘁的民间文化遗产卫士。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生巨变，在35年间进行了无比艰辛的探索和改革，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历史转折和民族复兴。能够切实感受中国的迷惘和阵痛，亲身见证中国的努力和坚持，忠实记录中国的顽强和进步，是《当代》的幸运。

 

　　跨越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杂志，被公认为是中国“现实感最强”的文学刊物，无论喜欢或不喜欢它的人，最直观的印象都是《当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持。作家刘心武说：“《当代》一直为写实主义作品提供园地，并促进写实主义在现代文学潮流中不断更新和发展。”

 

　　从1979年创刊，《当代》就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办刊标准和方向，历经35年的风雨，一直未曾改变和动摇。这个宗旨，20世纪90年代初被阐述为“文学克隆真实，关注现实民生”，2014年被重新定义为“文学记录中国”，这都是对《当代》现实主义办刊方针的浓缩与演绎。在创刊35周年纪念会上甄选确定的35位《当代》“荣誉作家”，正是对这个宗旨的集中展示。这35位作家用自己的笔墨记录着这个国家艰难行进的路程。他们为《当代》，为文学，为中国，奉献了震撼人心的佳作名篇，用文学的方式记录着这个国家的成长。他们有：

 

　　王蒙的《布礼》《活动变人形》。作家追随新中国的步伐，一起艰难跋涉，一起浴火重生。他坦然担当起时代和文学赋予作家的责任，用他智慧的笔墨，忠实地写下自己的亲身感受，努力完成一代知识分子跌宕的心灵史；

 

　　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那是历史巨变的前夜，作家以满腔热情呼唤改革，读者和观众以万人空巷回报作家；

 

　　王朔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30年前，作家和他的小说都还有些腼腆，作为中篇处女作，《空中小姐》获得《当代》文学奖，似乎给了王朔文学自信。于是，中国有了一个“叛逆”作家，还有了一代“叛逆”青年，和一个“叛逆”时代；

 

　　陈忠实的《白鹿原》。传统中国的乡村基石在历史巨变中痛苦坍塌，惨烈悲怆。一曲时代挽歌，西北风一样苍凉；一副历史画卷，黄土地一般沧桑。他凭现实主义经典《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当之无愧；

 

　　铁凝的《笨花》。放眼未来、立足今生、写新中国的前世，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自觉。其眼界更宽，笔触更深，心思更密。《笨花》是一幅乡村风俗画，一部中国地方志，是对中国前世成功的追忆和缅怀。

 

　　还有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古炉》《带灯》《老生》，等等。

 

　　梳理回顾《当代》创刊35年的历史，就是在梳理回顾辉煌的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史。

 

 　　如今的《当代》已是铅华洗尽的《当代》，面对文学的变革，市场的侵入，《当代》在坚持，在纪念，在期待新“当代”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