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布罗茨基缔造充满原则与秩序的文学王国

 

　　一枚令桑塔格大为震惊的“导弹”

 

　　记者：《小于一》在上市两个月内重印了五次，如今销量已经超过五万册，几乎横扫去年国内的年度好书榜单，更入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您如何看待这个“小众书大热卖”的现象？

 

　　黄灿然：其实，布罗茨基在诗歌圈子里早已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问题是大家读得都比较少。这本书涉及作者对前苏联政治体制的批评以及作者本人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很多读者想看看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是如何应对严峻的政治环境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另外，布罗茨基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散文中都有精彩的“演出”，不同的读者尽可以各取所需。比如一个异见分子，可能为《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论独裁》里的犀利洞见而击节赞叹，一个诗歌爱好者，也许在读过《一首诗的脚注》、《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之后而心生服膺之情。

 

　　记者：纳博科夫也是俄裔美籍作家，可他毕竟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孩提时代便能讲三种语言，日后他用英语写出优秀的作品似乎不足为奇。相形之下，布罗茨基在移居美国之前，一直在用俄语写诗，在短短的十年之间，却能用英语写出《小于一》这样的作品。布罗茨基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运用一种母语以外的语言呢？

 

　　黄灿然：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是大多数英语作家都无法达到的高度。我觉得，人真是有“天分”这一说的，就看你如何开发这种力量。并不是说，成天浸淫在英语语境里的作家就能写出布罗茨基这样的文章（《小于一》里的文章），人生历练以及超凡的悟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布罗茨基的语言天分是很高的，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英语诗歌。在出国以前，他完全依靠自学，英语水平肯定不高。我知道布罗茨基因为喜欢读诗、写诗，才去学习英文。不过他学习英语主要是用于阅读，无法进行流畅无碍的口头交流，正如他自己所说，当他离开俄罗斯之后在奥地利初见奥登时，自知唯一不会出错的英语句子是：“奥登先生，你觉得……”接着是某个诗人的名字而已。即使布罗茨基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驻校诗人的时候，他的英语口语水平也是有限的。可以说，诗歌是布罗茨基学习英语的动力，也可能是他理解英语的钥匙。

 

　　记者：1987年，47岁的布罗茨基获得诺奖，是诺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诗人。显然，瑞典学院看重的是他在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上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他的某一部作品。布罗茨基的作品直到近些年才被华语世界的读者关注，除了这本《小于一》，布罗茨基还有哪些作品同样值得关注？

 

　　黄灿然：除了《小于一》，布罗茨基的诗集《致乌拉尼亚》、《驻足荒漠》、《罗马哀歌》、《言辞片断》以及散文集《论悲伤与理智》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布罗茨基已经闻名于西方文坛了，大诗人奥登曾为他的诗集作序。当布罗茨基的散文见诸《纽约书评》，其影响力更是如日中天。

 

　　据爱尔兰诗人希尼回忆，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收获了人们记忆中持续时间最久的掌声，可谓众望所归。与人交往时，布罗茨基很少谈到自己，只是谈诗歌、谈艺术，他对诗学的深刻洞见以及对历史文化的透彻悟解力，令当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大为震惊，如希尼、沃尔科特、桑塔格等人。桑塔格回忆布罗茨基的横空出世，“犹如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

 

　　记者：您曾经在您的微信公号“黄灿然小站”上贴过一张布罗茨基的书单，那已经是“简省版”了，却也包罗了哲学、自然科学、古典文学等众多门类的书籍——布罗茨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打造而成的，我们从中得以窥见一斑。布罗茨基是以自学成就自己的吗？

 

　　黄灿然：作为俄裔作家，布罗茨基首先掌握了俄罗斯文学的脉络并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养料。而后，布罗茨基又阅读了大量的英文诗，学习波兰文。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涉猎翻译类作品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是一个被现代主义笼罩的世纪，而布罗茨基所推崇的诗人奥登、米沃什以及卡瓦菲斯等，无不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在这些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人看来，现代主义是不足为训的，他们纷纷乞援于古典主义。我们回顾一下那些最有成就的现代诗人，也会发现他们无不是从古典主义中走出来的。

 

　　谈到布罗茨基对非文学领域的广泛涉猎，我想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伟大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作家，首先在于他读的书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够把人生经验、阅读经验、写作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不断互动的良性循环。以唐代的杜甫为例，他就是一个“于书无所不窥”、“于儒、释、道无所不通”的诗人。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诗人，必要穷尽他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菁华，继而回头发掘古代的知识宝藏。

 

　　布罗茨基以“航天器的加速度”写作

 

　　记者：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对独裁政治既是嘲讽亦是解构。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布罗茨基用散文道出了奥威尔曾经在《1984》中表达的意思？

 

　　黄灿然：（笑）很有可能，因为布罗茨基非常推崇奥威尔，他喜欢奥威尔的散文。要知道，布罗茨基从一个独裁制度中逃出来，不论是他对独裁政治的具体体验还是抽象认识，都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

 

　　记者：布罗茨基认为，文化是“精英”的，在知识领域奉行民主原则只会引向把智慧等同于白痴。在这里，布罗茨基是在反对政治对文化的庸俗理解，还是在反抗政治对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

 

　　黄灿然：我想这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知道，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领域遵循严格的等级制，不论一个人有着何等显赫的地位与何等惊人的财富，只要诗写得不好，在这个领域都是没有话语权的。但同时诗歌领域又是最民主的，无论你是流浪汉、守门人，还是记者、官员，只要诗写得好，便是受人尊敬的。所以，诗歌创作既是民主的又是遵循等级制的。

 

　　记者：《小于一》收录了布罗茨基评论诗歌与诗学的散文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布罗茨基擅于凭借诗人的思维（或说隐喻能力）越过繁琐的论述，直达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不能把布罗茨基和库切那样的“杰出评论家”等量齐观，因为这两类评论家太像是两个不同“物种”了。

 

　　黄灿然：我总觉得，库切和布罗茨基不在同一个层次之上，前者远远逊于后者。库切能够写出精彩的文学评论文章，但是库切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作家的传记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综述别人的研究成果；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布罗茨基总能超越现有的传记资料以及研究成果，甚至连引用别人的一句话都嫌麻烦。布罗茨基的阅读起点无疑是高的，他已经省略掉构成文本解读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在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文章中，很少见到纯粹的传记资料，即便有所提及，也是寥寥几笔，到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倏然间，已经升到令人眩晕的高度。在每一篇散文中，布罗茨基都能避免陈词滥调，如果说一般的文学评论家是以地面交通工具的速度写作，布罗茨基则是以航天器的加速度写作，他试图摆脱的是地球引力。

 

　　每个诗人都要去“地狱”走一遭

 

　　记者：布罗茨基屡屡谈及伟大诗人的“谦逊”美德。这是不是意味着：诗人的头脑中时时刻刻都应供奉一个挑剔的鉴赏者，以节制自己的情感而又不滥用技巧？

 

　　黄灿然：“谦逊”又分很多层次，有的人具有谦逊的天性，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有的人拥有强大的自信心，在某些方面拥有的越多反而看得越淡。伟大的诗人，无不有着上天入地、千变万化的神通，当一个人变得越有才识、越有智慧，越是能够放得下。具体到布罗茨基本人，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比他更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曼德尔施塔姆又以谦逊的姿态去面对荷马和但丁。

 

　　记者：还记得，布罗茨基在评述茨维塔耶娃作为诗人涉足散文写作时说，茨维塔耶娃的生活经验一筹莫展，只能跟着她的声音，永远落在后面，因为声音超过事件。布罗茨基是不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对于诗人而言，艺术的成长永远先于经验的成长？

 

　　黄灿然：这涉及人们对语言的不同领悟，一个初学乍练的诗人，无非是用诗歌语言表达一些非常庸俗的观念，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侮辱诗歌艺术；一个成熟而锐敏的诗人，却懂得语言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因为一个好的诗人首先懂得何为好的诗歌，也更加尊重诗歌语言，他让语言引导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引导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很可能是语言在带动艺术的成长，而不是诗人在处心积虑地运用语言。

 

　　记者：也就是说，诗歌创作本身受制于偶然性以及语言发展的规律，是难以进行预先谋划的？

 

　　黄灿然：在人生中，我经常会感到很多事情都好像是在冥冥中被安排的，包括我此刻坐在这里跟你聊天，都不是我个人所能左右的，各种动机、选择、条件凑合在一起，从而成就了眼前这一幕。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人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而不是努力，其中固然有谦虚的成分，却也夹杂着对人生的深刻洞见；同样的道理，好的诗歌语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非人力所能穿凿。

 

　　记者：《新年贺信》是茨维塔耶娃献给里尔克的悼亡诗，《一首诗的脚注》则是布罗茨基对《新年贺信》的诠释。布罗茨基对这首悼亡诗逐行逐句的解释给我一种印象：里尔克之死、茨维塔耶娃的哀歌以及布罗茨基的诠释三者构成了一个交相辉映的整体，缺一不可。

 

　　黄灿然：没错。在“互为知己”的意义上，里尔克的生命因为茨维塔耶娃的相知而显得更加圆满，茨维塔耶娃的诗因为布罗茨基的诠释而变得更加通透。三者以诗的语言为媒介，跨越了国界与生死，达到了“琴瑟共鸣”。当然，布罗茨基对《新年贺信》的诠释也属一家之言，难得的是，这种诠释能够给我们一种圆融无碍的感觉。

 

　　记者：据说，当时布罗茨基在诗歌领域初露锋芒，曾得到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慧眼赏识。而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却担心这位出众的青年人“结局恐怕会很悲惨”。在布罗茨基卓异的才干、孤傲的性格与坎坷的命运之间，有什么冥冥中的联系吗？

 

　　黄灿然：我听见过一种说法，即每个诗人都要去地狱走一遭，我想这种看法是非常准确的。古语说“诗穷而后工”，苦难与诗歌是终难撇清关系的，尽管布罗茨基本人很反对把二者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才干本身也预示了一种命运。当阿赫玛托娃读了布罗茨基第一批给她看的诗之后即认为，布罗茨基的声音孤立，没有其他杂音。“曲高和寡”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呢！

 

　　一个充满原则与秩序的文学世界

 

　　记者：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几乎提到俄罗斯近两百年以来所有的重要作家，其中，索尔仁尼琴是被布罗茨基视为“现实主义者”而遭到批判的——这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黄灿然：布罗茨基也把索尔仁尼琴当成伟人，不过他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排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之后的，因为索尔仁尼琴没有从基督教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治制度背后看出人类本身的失败。布罗茨基谈到西方对俄罗斯文化的认识，也认为前者忽略了这一点，从而让人类之恶在无意识之中潜滋暗长。另外，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布罗茨基却更像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二者大异其趣。当然，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的分歧，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还不如说是美学意义上的。

 

　　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写到索尔仁尼琴曾经来到距离“决定性的突破”只差两三段的范围内。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中描写一名女医生的日常苦差。这描写的乏味和单调明显不亚于她那份任务清单，其长度和白痴性都是史诗式的，然而这份清单持续的长度，超过任何人以一种不动感情的音调来记录它的能力：读者期待来一次爆炸，它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可是，索尔仁尼琴恰恰在这里止步了。换言之，极端的现实主义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超越现实主义。令人悲哀的是，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

 

　　记者：布罗茨基认为，俄罗斯的小说和散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达到了精神的高峰，却从托尔斯泰之后出现了“形而上学颓势”，索尔仁尼琴则继而走上一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之路。这种观点真是闻所未闻。

 

　　黄灿然：“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够荒谬了，再加上一个定语，岂不是一个笑话吗？在布罗茨基的等级序列中，伟大的作家从来不一味地模拟现实，而是创造现实，或更准确地说，是伸手去拿现实；次一等的作家，把人生视为唯一可获得的现实并巨细靡遗地复制现实。

 

　　记者：布罗茨基将近两百年以来的俄罗斯重要作家纳入自己的“全景图”与“座次表”，大有一种“另起炉灶”、“重估价值”的气魄。

 

　　黄灿然：诗人对文学的理解是遵循等级制的。布罗茨基的文学王国是一个充满了原则与秩序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模糊地带。在布罗茨基的价值谱系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够好的，什么又是坏的，可谓判然可辨。布罗茨基对文学史的价值重估，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典范，没有这项工作，我们对文学史的评价只能是大而无当且错谬百出的。比如我们在平时听见有人动不动就把某作家奉为“大诗人”，至于“大诗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说是一笔糊涂账；又如有评论者将钱锺书与杨宪益的古诗造诣相提并论，也属无稽之谈。

 

　　记者：无论是布罗茨基对人类文化的“重新估价”，还是他对极权政治“四两拨千斤”式的嘲讽与解构，皆表现了一种傲岸而恢弘的气魄。据您观察，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之中有无一二可与布罗茨基比肩者？

 

　　黄灿然：你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很少能找到这种人，也许陈寅恪就是这种“凤毛麟角式的人物”。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时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事实证明，陈寅恪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布罗茨基敢于“以一人对抗一个帝国”。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

 

　　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

 

　　美籍俄裔诗人，在他47岁时，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布罗茨基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人家庭，十五岁便退学浪迹社会，做过烧炉、运尸、地质勘探等十余种工作，曾屡遭拘讯，多次入狱，1964年以“寄生虫”罪名被提起公诉，流放北方，后又被判五年徒刑。1972年，据布罗茨基自己说，他是在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被告知说，当局“欢迎”他离开前苏联。他后来定居美国，在大学写作、执教。

 

　　布罗茨基读遍俄国名诗，继承了古典主义优秀传统，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成为“不断更新表现手法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