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爱历元年》:对于人类爱情触及本质的追问

 

　　《爱历元年》就是一本与仕途宦海几乎完全无涉的作品，它讲述了一对平凡夫妇的爱情故事。孙离与喜子在贫困时相爱，情到浓处时约定了一个只属于两人的“爱历纪年”，准备以此来记录爱情脚步。但是他们的“爱历纪年”一经约定，便开始停滞不前。两个人在生活中各有际遇与追求，婚姻一步步变得危如累卵。“爱历纪年”在书中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冷觑着两个缔结“盟约”的人是如何走向陌生、尴尬与貌合神离。孙离与喜子都非坏人，他们的爱情产生之初并没有掺糅杂质，他们缔约“爱历”也是出于一片真心，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叛离才有山崩海啸的意味，才更值得人们正视与深思：这种强大的离心力究竟源自何处？人们是否能够逃离命运类似的安排？《爱历元年》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深刻与力量：对于社会人心深入骨髓的洞察，对于人类爱情触及本质的追问。

 

　　爱情是文学作品世代讴歌的不朽主题，代代作家都争着说爱情写爱情，实在是因为爱情既说不清道不明又极难求得。因了这份神秘与难得，人们关注的焦点便更多在于如何获得爱情而不是如何经营爱情。我们看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在追求爱情的阶段山重水复、波澜迭起、上天入地、出生入死，而一旦修成正果，故事便马上敷衍潦草、索然寡味起来。即便是优秀如《西厢记》《牡丹亭》，也只是把主人公们的恋爱过程写得一波三折，至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会怎样，读者便不得而知。也许这就是古人浪漫精神的一种反映，把爱情中最美的一面放大给人看，其他部分则小心遮掩起来。倒是白居易的《琵琶行》与《长恨歌》写得明白，描绘了获得爱情之后将怎样——那并非千篇一律的“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无忧的生活”式的简单图景。长安倡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但不幸“商人重利轻别离”，于是她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在船上弹琵琶；杨玉环“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她与唐明皇的爱情却因为“红颜祸水”的世俗成见而被暴力终结。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富甲一方，一个广有天下，他们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但仍然不能保证这爱情就开出幸福的花朵。这似乎也启示我们，相比于寻觅爱情，经营爱情更加有戏，虽不如寻觅阶段那般热烈，却更加深刻，也更能见出世态人心。在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还真不是什么浪漫主义风格的诗篇，它简直现实到了不能再现实的地步。

 

　　这份现实，其实就是把爱情这种至平常也至伟大的东西，放到世俗层面中来打量，让它沾染上红尘烟火的气息，而不是高高地供奉在云端里。只因现实本来便是严峻的，人心本来便是幽微的，再浪漫的爱情都必须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不单要应对横生的波折，更要经受时间的考验。《爱历元年》进行的正是这样的书写，它描绘了爱情中严峻的一面，让人看到了玫瑰色之后生活的原色，它着眼于爱情双方内在的性格冲突，展开了对爱情更接近于真实的探究，它涉及了欲望的呐喊、人心的诉求、命运的无常、道义的担当，而在小说最后，更是展现了作者的一片悲悯情怀。王跃文终究还是一位敦厚的作家，虽然他自言是楚人心性，“性子里有峻急的因子，如烈火烹油，轰然快意，只求把满腔子沸血一倾而出，才能落个干干净净，心才安宁”，但是他的小说却分明没有让主人公依着性子狂飙而去。在经历种种徘徊与考验之后，孙离与喜子重新走到一起，他们之间已经不只是爱情，更有了亲情，生命是盘根错节绕在一起再也难以分开了，他们再次想到了“爱历纪年”，这个一度如断壁残垣般长满衰草的“爱历纪年”在历经劫波后被重新开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开启。王跃文作为作家的道义与善心于此展露无遗，他描绘了社会与人心的窘况与病症，然后又给予了读者温暖与希望。他用作品表明，文学不能只有冷酷、伤害与恨，爱才是文学的底色与根本，好的文学应该善于建设，给予希望，展示健康向上的力量。

 

　　从《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到《大清相国》，到《漫水》，再到《爱历元年》，王跃文的小说摇曳多姿，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有对历史理想人格的耐心演绎与剖陈，有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真诚礼敬与伤悼，还有对人间世俗爱情的深入勘察与思考，他的文字始终是向着尘世生活而去的，而文字背后的心灵却总是指向温暖与光明，他的作品里一直贯穿着对于人性幽微乃至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与深切同情。王跃文的小说往往没有极端的人物形象，主人公一如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常人，面对着我们亦时常遇见的困顿与挑战，他们的言行举止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写现实的人生，写世俗的生活，写命运的宏阔与个人的渺小，写人在真实矛盾中的挣扎与奔突，从而让读者看到人生的真相，获得健全的心智，生长出面对复杂生活的智慧与勇气，这一直是人们对于优秀作家的殷殷期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家们真正把根扎进生活，扎入民间，让作品的每一个毛孔，都向外自然散发大地原野、柴米油盐，甚至勾栏瓦肆的气息——这才是体现作家写作能力的地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都善于捕捉那些看似俗气的生活细节，《红楼梦》里写贾府的一桌宴席，写夫人小姐们服用的一剂药方，常常都不惜笔墨，务求写得细致完满，那桌宴席那味药，仿佛随时可以从书中“跳”出，原汁原味地摆到读者面前来。二月河写康雍乾三部曲，一旦涉笔清朝的市井礼俗、人情物产，往往也是详密周致，笔笔落在实处。如果不这样，文学作品便显得高蹈无着，显得远离大地，就难以生发出真正感染读者的力量来。

 

　　王跃文是拥有这种写作能力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直朝着书写世俗生活而努力。他对社会病象的刻画入木三分，对世态人心有着敏感而独到的领悟，常常用一种道义与善心来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对他们的命运充满了悲悯与同情。但是，这样的笔墨往往也是易写难工的，因其对作家的生活积累、对写作的敏感之心，甚至对创作的耐心，都是一种严苛的考验。《爱历元年》虽然落脚于世俗中，但在一些生活的细微处有时却一滑而过，人物的对白过密，对世俗风物的刻画稍显不足，这可能亦是《爱历元年》可以提升的地方。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4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