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为知识分子画心

 

　　这是生活的常见状 态。小说的题目是《活着之上》，但我并不想因此否定“活着”，否定人的功利欲求。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在写作过程中，多少次在心中我问自己，小说所推崇的那 些文化英雄，所表现的那种精神力量、那种“活着之上”的价值，究竟有着多大力量？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现世的自我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价值和意义的边 界？或者说，活着就是一切，而活着之上则是一个不实的命题？这种纠结使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动摇，在自我质疑中曾经失去信心。使我坚持下来的有两个因素： 第一，古代的那些文化英雄，从屈原、司马迁到曹雪芹等等，是真实的存在，他们以自己的人生选择证明了，现世的自我并非最高的终极价值。第二，我身边一些同 事也的确生活得从容淡定，而非在现实功利面前惶惶然，丧失起码的原则和信念。

 

　　在不久前的一次读者交流会上，有一位读者对我说：“你说平 衡，这太没有力量了。现在大家的生活都过好了，应该对被颠倒的价值进行矫正，矫正才能改变价值扭曲的现状。”这让我想了很久。平衡是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 不走极端，兼顾两头，才是正常的状态，也才有持久的可操作性。人总是要活着，然后才能追求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欲望固然不能野蛮生长，野蛮生长就会摧毁 公平、正义和人道；同时欲望也不能野蛮压制，压制同样也是不公平、不人道的。

 

　　《活着之上》试图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 以及他们的犹豫与徘徊。正如小说主人公所感受到的：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到一起，你就必须选择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又让我 感到，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生活中其实并没有一条中庸之道让你走，你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