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手”刘震云澄清“黑历史”

 

 

　　陈晓明抓住了《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一个贯穿整部小说之中的细节“喊丧”，并由此对比其他书写中国20世纪的小说中的事件性和暴力性。他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暴力、杀人和死亡，角色杨百顺最后以喊丧人的名字存活。陈晓明认为，这是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理解，是一个中国乡村幸存的问题，是一个农民觉醒的问题。

 

　　由“喊丧”引申出说话的愿望，“小说中农民要找说知心话的人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独特之处”，陈晓明说，“中国小说中的农民大多是沉默寡言的，以此来展示出他很朴实很厚道，但刘震云的小说不一样，农民要找说知心话的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利益来计算而是看能不能说到一块去。”

 

　　相对于陈晓明的激昂澎湃，张旭东更显得沉着严肃。他称赞小说的对话，也称道小说的白描；同时肯定了《一句话顶一万句》的叙事方式，“这个小说里边从头到尾有这样的绕”，“几件事扯在一起，绕来绕去，所以它的密度极大。”张旭东曾跟刘震云到河南，体验小说中的情节，他非常赞叹小说中的描写和文学想象。

 

 

　　刘震云则先回应了日前的“砸场”严歌苓事件，他卖萌道：“只是说了一句老实话，这不是欺负人吗？”他还请在场的学生证明他只是温顺地说了几句温顺的话，“砸场子之后我又碰到过严歌苓老师，我说你用牺牲我的人品来推销你的书，你觉得道德吗？严歌苓老师说‘要朋友干什么’？严老师说完这句话笑得花枝乱颤。”

 

　　刘震云还澄清了一些自己的“段子手”疑云。他举例说，在莫言获奖几年前，自己曾说“我知道中国应该有10个作家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莫言获奖之后，媒体登出来的是“刘震云说莫言能获奖，那中国有10个作家也能获奖”。

 

　　还有一次，几年前，刘震云和冯小刚有一次讨论，关于文学改编成电影的稿费问题。“冯小刚说‘是不是给的少了？’我的回答是，凡是拍电影的人都是有钱的，多给作者一点钱没坏处，主要是对资本家没坏处，因为作者会更认真。第二天报纸的大幅标题是‘刘震云隔空向冯小刚喊话多给点银子’。”

 

　　刘震云还说，他去年受邀去华中科技大学讲课，“讲完课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站起来说，刘老师你的作品不适合改电影。王家卫拍电影那么地任性，如果你们俩结合会出现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说王导演的作品我很尊重，但我不认识他，可能近几天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第二天大字标题是，刘震云拒绝王家卫。”说完，刘震云满脸微笑地说：“最会写小说的人在中国新闻界，最腹黑的段子手在中国新闻界。”（文/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