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跑印刷厂影响了我一生

 

　　作者：刘墉

 

　　狗在街上会四处撒尿，为的是告诉别的狗，那是它的地盘。

 

　　其实人也差不多，所以喜欢在风景区刻字，再不然四处涂鸦。墙壁车厢不过瘾，甚至吊绳索，在几百尺高的桥墩上画，除了展示才艺，更有宣示“老子大胆到此一游”的意思。 

 

　　小孩虽然不会刻字，也有他们的方法。哪天你看到房间四处多了些花花绿绿的小贴纸，八成是娃娃干的好事。但这不能怨娃娃，我就在书店听过一个小娃娃不平地喊“老师也一样！”可不是吗？店员说小孩玩贴纸都是跟幼儿园老师学的，老师会贴“笑脸”“星星”“大拇指”，小朋友就贴花朵、白雪公主和米老鼠。店员顺手一指，天哪！墙上挂了一大片。国产的、进口的、闪亮的、随角度变形的，足有上千种。店员又往下指了指说：“小孩也会盖章。”只见柜子下一大排，全是小图章，除了各种图释，“棒！”“再来一个！”一箭穿双心，还有整句的，像是“我爱你！”看样子多买几个这种图章，连写情书都省了。有一回去个朋友家，墙上挂了幅于右任的草书立轴，空白处赫然盖满了花花绿绿的印章，想必也是他孙女的杰作。我说右老的字现在一幅可值百万，朋友一笑：实用最重要，你瞧！上面还有电话号码呢！我太太临时找不到纸，写的！ 

 

　　我小时候也爱盖章，那年头没玩具章，但我有个正正式式的金属印章。是跟我爹去万华时，经过一个印刷厂，我对里面“垮啦垮啦”的机器声好奇，站着不走，里面的人就顺手捡了个小小的铅字给我。又大概因为我爹带我，所以那是个“爹”字。从此我就四处发挥，举凡课本、故事书、纸门上，都有我的“爹”。有一回在家长签名的地方，我也盖个“爹”，被老师抓去问：你这爹也太小了吧！ 

 

　　过多久，我的印章就变大了，是我用刀片在橡皮擦上刻的，除了个大大的“刘”字，还有“可”“否”和年月日，我把它盖在每本故事书的扉页，意思是这本书可不可以出借，可以借几天。那印章虽然刻得烂，但我留作纪念，还带到美国。有一回清洁工看到，笑说他在另一个华人家也见过，男主人先在肥皂上刻，再小心翼翼地盖在文件上。

 

　　从我爹死，我的“爹”铅字就不见了。可能我娘看我没了爹，所以没收了我的“爹”。但才过不久，我就拿到了一个真正的“图”章，而且图是我画的。因为自从爹死，家道中落，我就靠投稿赚零花钱。我的稿没几个字，只有图，画的都是些“走迷宫”和“连连看”的儿童游戏。有一回我好奇找到报社去，除了看到一大屋子的人，一排排的铅字，和“垮啦垮啦”的机器，儿童版主编还送我一块“锌版”，上面正是我画的图。

 

　　真正接触到印刷是高中，自从我编校刊，功课就常拿丙，因为我总请公假去印刷厂，甚至整天蹲在那里。有时训导处说某文章有早恋倾向或不够爱国，抽下来！我甚至得蹲在印刷厂赶稿子。能以最快速度和最少字数补上“天窗”的是诗，一个字加个叹号，也能成一行。所以我后来成为诗人，还得到优秀青年诗人奖，参加了世界诗人大会。 

 

　　蹲在印刷厂可真学到不少。只见那些老“手民”，一手攥着稿子和一个小木盒，一手伸到铅字架上捡字，他们能只看稿，不看铅字架，出手飞快而且不出错。捡好的铅字送去排版，一行行像打麻将似的“码”整齐，空白地方用比较短的铅块，细线用金属片，行间用小木片。码好之后再用绳子缠紧，送上小机器打样。先在版子上滚油墨，铺张白纸，再把上面大大重重的圆筒推过去，就打好样了。 

 

　　校对完正式上机印刷，如果一次印十六页，就得放十六块版，必须由有经验的师傅动手，因为印完之后折纸，页码得连接，稍不小心就会跳页。那时的活字印刷虽然有机器，还是得以手工一张张往机器里“喂纸”，稍没喂好，印出来就歪。我曾经站上机台喂过几十张，起先都好，喂着喂着突然就出错，从此我懂了，为什么棒球好手也会暴投！ 

 

　　进大学，我还编刊物，那时有了平版印刷加中文打字，比活字简单多了！到排版厂看到的不再是老师傅的长脸，是打字小姐的笑脸。只见她们一人面前一个大大的字盘，上面有个可以移动的夹子，要打哪个就由字盘上夹起来，唰！啪！打在前面的纸筒上，原理跟英文打字机差不多。 

 

　　学生时代跑印刷厂影响了我一生。因为才出校门，我就写了处女作《萤窗小语》。起初找台北一家出版社，老板把稿子斜斜地还给我：“这么小一本，您自己花点钱印吧！”我又拿给中视公司出版组，也被打了回票。只好找到印高中校刊的活版印刷厂，才印完就把版子拆了。没想到书店急着补货，害我不得不把铅字印成的书，一页页拆下来拍照，再用平版去印。这是盗版商常用的手法，所以我说我是自己盗自己的版。 

 

　　那时已经有彩色分色机了，但是价钱贵，又常把曹操印成关公。我的书印不起彩色封面，只得以珍珠绿和黑油墨套色。有一回拿到新印好的书，珍珠绿居然污染到手上，用指甲刮，还能刮下一层绿绿的油粉。印刷厂说为了赶工，怕油墨不干，所以加了玉米粉。这事我至今没搞懂，但相信那应该算最早期的环保有机印刷。

 

　　《萤窗小语》出了四本之后我赴美画展，接着在大学任教，为了教洋人国画，写了本《花卉写生画法》，并且拿回台湾印。这时候彩色印刷进步太多了，文字也由活字排版和“中文打字”变成“照相打字”。记得我那家打字行在西门町附近，推开厚厚的玻璃门，没有啪嗒啪嗒的打字声，只见一台台大机器，后面透出微弱的灯光与人影，还有更后面的药水味，好像进了加护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