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主流不是纯文学

 

　　如果说，20世纪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的“纯文学”理论，导致了中国文学研究对原有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改变，偏离了中国文学本位，那么，回归中国文学本位问题的焦点自然也在中国文学有无“纯文学”这一问题上。

 

　　西方的“文学”概念起源于近代。这一概念的产生，主要是要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加以区别。而西方原有文学理论中强调的情感、想象、虚构、形象性并不足以区分文学和哲学、历史，对“文学”进行定义。因为文学必须以语言为载体，故文学与非文学区别的关键，在于以历史、哲学等应用文字和日常语言为参照。审美功能用以区别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应用文字，语言形式用以区分日常语言与文学的不同。于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便聚焦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和文学艺术的形式。由此产生了以康德、叔本华、克罗齐等为代表的“审美不关利害”的纯审美论学派，他们认为文学艺术不能有任何功利目的，为审美和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

 

　　但是，西方近代的这种文学理论，不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历史的基础上，而完全只是一种哲学的美学理论的推理，故其对西方的文学历史都无法解释。因为西方从古代到近现代，都有着大量的具有功利目的的文学作品。李赋宁《欧洲文学史》说，古希腊赫希俄德的教谕诗《农作与时日》，是为“告诫弟弟改过从善”。塞万提斯说自己写《堂吉诃德》，“不过是要摧毁骑士文学在世俗的信用和权威”。歌德和席勒合作的926首辛辣讽刺短诗，是与文艺界的庸俗之辈进行论争的产物，被称为“讽刺诗斗争”。海涅的长诗《阿塔·特罗尔》就是“对那些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妒忌心理对他进行恶毒攻击的敌人的反击”。可见，西方近代的“纯文学”，只是一个理论上存在的伪命题。

 

　　西方当代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有感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与纯文学在界限上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时，提出了“文学终结论”。英国的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或平庸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是审美的”。可见西方当代的一些理论家在回归现实时，看到了西方近代纯文学观的历史和现实的虚无主义视角，从而对西方近代的“纯文学”理论有了强烈的质疑。

 

　　就文学观念而言，中国的文学固然也讲求抒情性、形象性，也有虚构和丰富的想象，但却从来没有“纯文学”观念。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将章表疏奏等实用文体也都纳入了其中；萧统编《文选》，兼收韵文和论、表、书、奏等应用文，知六朝强调抒情性和艺术性，并没有否定实用文体亦为“文”，不存在什么“文学的自觉”。唐宋以来，《文苑英华》《元丰类稿》《唐文粹》《宋文鉴》《古文苑》《元文类》《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文体学著作，都无不将应用文与诗赋都视之为“文”。

 

　　就主体的创作目的而言，中国文学也追求美，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文学更多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可以用来求官，也可以作为职官的职守，可以作为交际的媒介，也可娱乐遣兴，还可以作为谋生手段。

 

　　就文体而言，所谓“纯文学”文体亦用之于实用，而应用文体亦有着审美追求。上世纪初的学者以西方近代“纯文学”观来审视中国文学时，对到底哪些文体作品才为“纯文学”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刘半农将历史传记也纳入了“纯文学”之列，朱希祖则只以诗赋、词曲、小说、杂文为“纯文学”。而造成他们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中国本无纯文学文体。在古代，诗词、小说、戏曲等文体文本，其实有不少用于实现明确的功利目的。而众多的实用文体，亦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西方“纯文学”观本不能解释西方文学，当然更不可能解释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它发生发展的规律。

 

　　中国文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性。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也存在着所谓的“纯文学”，但“文以为用”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古代各种文体，多是社会各种性质行为的产物，因“用”而生。而且每一文本都是一定性质行为过程之中的“文字单元”，其内容、形式、言说方式都受这行为性质的支配。所以中国文学的功能、文学体裁、主体身份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律，正是不同文学主体在不同社会生活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的不断变化中形成。而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只承认文学创作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性质行为，文学是“作家”这一身份的产物，文学只具有审美的性质。因而，若以“纯文学”观念审视中国文学，中国不仅几乎没有“纯文学”的文体，也极少“纯文学”的文本，中国文学则基本失去了研究的对象。

 

　　因而，虽然我们不反对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但中国的文学研究必须回归中国文学的历史，从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去认识中国文学，也就是回归中国文学本位，唯有如此，方能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偏离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