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80年代和我的前半生

 

　　现在的他，既不像警察也不像土匪，坐在房间里，不得舒展。他拍了拍椅子把手，“我总不能装扮成土匪”。他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20世纪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现为自由作家。

 

　　昆德拉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到目前为止，作家野夫书写的多数是36岁前认识的人和家族历史。

 

　　交谈中，野夫有时长时间沉默，眼前浮现的是一张张亲人故交的面孔。“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一般谁拿出来多说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随后很认真地和我一起数到底抽了几根。一、二、三、四、五，手里是第六根。他讲，作为电影的总策划和编剧，《1980年代的爱情》的名字他坚持保留，“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通过爱情故事向1980年代致敬，仅此而已。”

 

　　“我想把她带走，我能带走这个女孩儿，我带不走她的父亲，一个被监管对象的父亲。”

 

　　野夫站在房间中央，试图一个人还原电影中关雨波与丽雯在小镇供销社重逢的瞬间。“他认出了她的背影，当她回头发现是他，手里拿的酒瓶惊得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电影的原著是半自传体小说，关雨波就是作者野夫。

 

　　野夫把自身经验写进去。毕业分在教育局，在厕所里偶遇了自己的领导。两个男人屁股挨着屁股蹲在那儿，领导很认真严肃地对他说：“小郑，个人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野夫印象最深的是：“这么高尚的话题怎么在这儿说。”这句话几十年传下来，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恋爱的事情叫“个人问题”。

 

　　恋人丽雯因为父亲是“被监管对象”，政审没通过而没有上成大学，为了照顾父亲情愿当乡村供销社的营业员。人各有命，她已经认命。“一个罪犯的孩子就有罪吗？”直到今天，野夫依然要问。

 

　　丽雯的父亲为了她的母亲留在了小镇，由一个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篾匠。她从父辈身上看到了“未来”，因此不愿让爱人留下。她从母亲一生的愧疚中体会到，“我可不想做我的母亲”，这句话的含义是：“我可不想欠你一辈子人情。”两个相爱的人还要想欠不欠人情，“你们可能不这么想，但我们这代人，包括更上一代人，都这么想问题。”野夫说。

 

　　“成全远比拥有更加伟大，而付出巨大牺牲的爱情更值得被纪念和回忆。”

 

　　这是野夫的看法。“当年那个时代，我想把她带走，我能带走这个女孩儿，我带不走她的父亲，一个被监管对象的父亲。”野夫说，这既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悲剧。人在时代面前的不由自主，无可奈何。

 

　　纯净、含蓄、羞涩、压抑都是属于80年代的主题词。野夫在社会上敢打架斗殴，面对喜欢的女性连手都不敢摸一下，“我爱你”三个字就是说不出来。追求一个女孩要给她写情诗，却不敢标明是写给她的，要让她隐约感到是写给她的。要写信不敢表达说“我爱你”，却要谈思想、谈工作、谈风景，交流自己的人生思考，慢慢地试探。她给你回信，也不碰爱的话题，就这样通了一年多的信，才有可能往恋爱的方面引。

 

　　野夫拿起手机：“今天手机摇一摇，看附近有哪一个？一切都提速了。”他记得小时候读到描述未来的书，有电梯，有磁悬浮的火车，当作科幻来谈。前些天，有人在一个活动上对野夫说，自己中学毕业的时候，抗战胜利也才30年，现在看野夫写80年代也是30年。好遥远的事情，其实也才30年。

 

　　“从人性上来说，80年代的我们虽然开始反叛了，但骨子里就像一个捆绑久了的人，绳子取掉了，手还不能自由地伸展，80年代，人性都会是有压抑的，隐忍的，放在正常社会这是不对的，你喜欢一个女人就应该去表达。”野夫说。

 

　　野夫用“我们”和“你们”来区分80年代的青年和80年代出生的一代。“不让留长发，老子就要蓄；不让穿喇叭裤，老子就要穿。当年领导要拿着剪刀剪的。”没人敢惹的野夫依然会受到警告。不让跳贴面舞的年代，他们还是要开舞会。“今天社会两性关系的开放与我们那代人的努力、挣扎是脱不开关系的。自由开放不是一天来到的，不是突然降临在你们头上，是我们这一代人前赴后继争取来的。”他用了“前赴后继”这个词。

 

　　“80年代校园非常活跃，我们的诗歌抄成大字报后随便在墙上一贴，批判文章也可以贴上墙。这些，你们现在有吗？”野夫问。

 

　　影片的结尾，丽雯早逝，有跳丧的一场戏。导演霍建起最开始是存疑的。拍送葬不好看，也晦气。家乡在鄂西利川土家族山寨的野夫，找来当地头上包着帕子的农民跳给霍建起看。

 

　　鼓点一锤一锤敲在心上。野夫的构想，要找100个会跳丧的农民，在一片旷野之中，燃着篝火，齐着鼓点，一望无际。“我需要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把故事推向高潮。”这是野夫对青春的祭奠。

 

 

　　前段时间，有二十多个朋友自费组团去野夫的老家利川，因为对野夫文字的喜爱，他们想看看野夫笔下的利川，看看他的童年。溪水潺潺，小河蜿蜒，吊脚楼的彩廊悬空于小河之上。好一番美景。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在利川拍摄，人间仙境般，让人忘忧。野夫的童年，浩劫与山水同时存在于生活当中。“浩劫的火焰竟然席卷到我们那么偏僻的地方。”同样不是世外桃源，野夫想知道，何以“人与人之间成为彼此的地狱”。

 

　　野夫真正无忧无虑的年代，似乎只停留在两岁至四岁之间。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晴朗的早晨，河上薄雾氤氲，阳光如满地散珠在草丛中闪动。水声淙淙，不时还有小鱼跳波，溅起一串惊呼。大姐二姐背起背篓牵着他，跨过老拱桥来到河对岸，她们屈身割猪草，把野夫放牧在那片小河滩上。

 

　　1966年夏天的小河枯瘦如柴，滩上只有缓缓水波滑动而失去了喧哗。闷热如蒸笼，就是不雨。镇上人议论着请“端公”做法事，去一深潭处投石于水，谓之“打龙洞”。意在以勇武的方式，迫使龙王就范下雨。

 

　　镇上人却在惶惶中看到数万条水蛇浮游于小河中，水面摇动着密麻麻的褐黑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

 

　　“目瞪口呆的人们汗毛倒竖，在这无声的挑衅下终于忍无可忍，遂频繁出动，手执竹竿朝水面乱打，不时有死蛇翻出白肚被挑上岸。然而蛇们不惊不避，也不上岸攻击，依旧蜿蜒舞蹈，前赴后继地被集体驱赶向死。”野夫在文章中写道，“我对天发誓，我绝对目睹了这场暴乱。”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预感到劫难将至。

 

　　多年后，20岁的野夫在一次黄昏酒醉后，见街边佝偻着一个人，竟是当年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野夫发疯般扑上去，一拳一拳地打，直到筋疲力尽。那人已近暮年，完全认不出野夫，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酒醒后，野夫心生愧疚。他暗中观察那人，竟也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一个淡仇的人，必然寡恩。恩怨必须分明，就像善恶是非必须分明。”野夫说，那人虽也可怜，但打他并不后悔，“恶不受惩，则善不被表彰。”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残忍教育。”野夫的童年见过太多的武斗和流血。母亲是右派，父亲是走资派，机关枪架在门前，造反派指着野夫全家痛骂。“我父亲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坐在那里。几岁的我，躲在外婆怀里，外婆护着我，我吓得糠糠发抖。我为我童年曾经的畏惧感到羞耻。”野夫说。

 

　　老街汪营，童年的野夫一家住在小巷子的深处。野夫找到老房子，当年邻居的面容全都浮现在眼前。

 

　　“鳏寡孤独”，这条巷子聚齐了社会最底层的苦命人。第一家，左边是父母双亡的四个孤儿，现在二儿子还在开着鞋铺；右边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妈妈带着一个哑巴儿子，还是个跛子，没有娶上媳妇。第二家，住着一个光棍，靠给人挑水为生，左边摆着四口棺材。光棍下面，住着一对孤老，没有儿女。再下面，是篱笆房子，住着监视野夫家的患有小儿麻痹的女人和她患有眼疾的可怜丈夫。还有一个90多岁的胡老太太，每天像一只猫一样趴在门槛上晒太阳。

 

　　野夫从回忆中缓过神儿来。他从椅子里站起来，模仿着监视自己家的女人走路的姿势。大凡有客人来坐，她必扭着她那圆弧般的罗圈腿，尽量悄悄地潜到窗下偷听谈话内容，或借故借个火钳，察看一圈，回去报告。

 

　　野夫的父母很厌恶这种人，外婆知道她的身份依然对她好，一样的送米送衣服。外婆是汪营街上的大善人，一生没有敌人。丈夫把她抛弃，她也不恨。丈夫遇袭身亡，她还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外婆对野夫的教养是：你要对每个人好。外婆的养育让野夫性格中有了宽宥的一面。

 

　　野夫再次陷入回忆，长时间的沉默。

 

　　“观察男人的圈子，总有一个男人，说话是有话份的，他靠什么？”

 

　　蓝色港湾的影城，因一部电影热闹起来。在《1980年代的爱情》首映发布会上，策划人、编剧野夫十分高兴。他站在门口，迎接他的朋友。任志强、柳传志、杨锦麟、萨顶顶……不仅有商界领袖，也有文化传媒界名人。一场电影发布会变成了精英相聚的老友会。走红毯的仪式，野夫坚持陪每一位朋友走一趟。利川当地的州委书记、市委书记也来了。“他朋友真多，上下九流都有。”有人不禁赞叹。

 

　　野夫经常接到电话，有的只是朋友的朋友，要到大理去。他会告知对方钥匙藏在哪里，总是有朋友在家里，像住着他全世界的朋友。

 

　　“讲义气、文字好，好酒”，有朋友对野夫这样评价。野夫也说，家里存着各位朋友送的上千斤酒。一年365天，要喝500场酒。“看上去，我好像每天都在喝酒。”

 

　　易中天写影评推荐《1980年代的爱情》，网络大V们掀起一场回忆80年代的热潮。制片人陈懿提出“约一场”的概念，野夫的朋友们用包场的形式支持他。

 

　　“这个人是古之君子，今之古人。”野夫认为，这是赞美人的最高境界。长在鄂西边城，深受“袍哥”文化渗透的小镇，人人皆可称兄道弟，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你受的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的熏陶，怎么做一个男人，男人怎么做兄弟。”典型的江湖气。

 

　　野夫双手背后，将头抵在墙上，整个身体和地面形成一个三角形。“这叫挖倒。凡是进过监狱的人都听得懂。”他入狱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入监小组”，集中培训坐牢的规矩。高官、大富豪、新帮头领、杀人犯、流氓，形形色色，几乎人人都会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体罚。最轻的一种，叫“挖倒”。不打你，让你自己“挖倒”，像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实际上，10分钟后，“挖倒”的人脸色渐变，汗水长流，十分痛苦。“这个意思是我不打你，我让你自我羞辱。”野夫说。

 

　　同一批入小组的有二十几个人，除了野夫，人人都被“挖倒”过。野夫提醒自己，一定会被挑出错来让他屈服。接不接受？心里早就想好。果然一天，孔武有力的犯人组长厉声说：“挖倒！”野夫站在墙边，“对不起，我不挖倒。”组长怒色走近身来。

 

　　“我是男人，你也是男人，我们出去后还有大半辈子要活。你让我挖倒屈辱自己，这事儿我不干。我不干你肯定也不干，你不干你就打我，那你现在就打我吧。我挨打，是打不过你，我叫没办法。你也是男人，你懂我说的。”野夫一番话，组长瞪了瞪眼，扭头走了。既没挖倒，也没打人。

 

　　十几天前在武汉一家书店活动，野夫突然在人群中看见监狱指导员站在后面。野夫已经离开监狱20年，他马上把指导员叫到前台来，“我说我所写的，他都是能证明的。”谈起往事，野夫几次强调，“我讲的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因为听上去，人家会觉得你在吹牛，太不像社会上正常人做的事了。”

 

　　监狱里，野夫管着100多个刑事犯，并不是靠打架厉害。这个男人说，天下没有绝顶的高手，性格和人格的力量是在世界上行走最重要的武器。“观察男人的圈子里面，总有一个男人，说话是有话份的，他靠什么？一定是他的为人处世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

 

　　他并不斗狠。有朋友说，野夫照顾朋友，像女人一样极细心。他说，“没关系，我有这么细心，讲多了就是自我赞美了。”

 

 

　　野夫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他因逃亡的猪，写下了这首诗。

 

　　他笑着告诉那些人，这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奔向了它的自由。

 

　　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野夫不知道一个诗人在90年代能做什么。1996年，在武昌南站，他拒绝了朋友送来的一口搭灶做饭的新锅，背着换洗的衣服，和浩荡的打工大军一起来到了北京。住在破旧大杂院，在二手市场买来家具和家电，野夫用3年的时间在北京买了房。直到2006年离开，野夫可以当做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有志青年。

 

　　活到40多岁的时候，野夫觉得自己活得像个黑道人物，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身为书商，各地的批发商都欠他的账。

 

　　终于一天，他撕掉了别人的欠条，把家里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富康离开北京。家乡尚巫，临行前，他给自己打了一卦，往何处去？“西南方向，起死回生。”野夫到了云南。

 

　　到了大理之后，野夫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他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突然发现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野夫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心底，“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

 

　　采访结束，野夫见杨锦麟在微博上说，“广东校友会邀我去演讲，老子分文不取，就要他们包几场《1980年代的爱情》，不包场，不去捧场，广东厦大校友会衮衮诸公，看着办吧！”野夫突然从椅子里站起来，“太够哥们儿义气了！”

 

　　“你没懂，那天，女人在路上见出狱后的野哥一手拎着一个骨灰盒，便把他带到旅馆，不仅给了他一笔钱，还把自己献给了他。”野夫在场的一位朋友对我说。

 

　　“好像你的每个朋友，都能把你的事情说上一段。”我问。

 

　　“事无不可对人言。”野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