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代人》：追述汤氏家风记录文化变迁

 

　　在汤一介妻子乐黛云的支持下，《我们三代人》日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记录了汤氏一门三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守望，也是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汤霖《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

 

　　祖父汤霖，晚清进士，1906年与友人合办新式学校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开启了汤氏三代教书办学的传统，也奠定了后代为人为学的精神准则。

 

　　汤一介出生前13年，汤霖就已过世。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祖父平日爱用湖北黄梅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而汤一介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内战之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汤用彤在无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一日，父亲吟诵庾信《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赋，说：‘也可以读一读。’我读后，并不了解其中意义，他也没有向我说读此赋的意义。”汤一介回忆，直到两年之后再读此赋，他才体会到其中的丧国之痛，“由赋中领悟到，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现在，汤一介的儿子、孙子也都会吟诵《哀江南》，虽然在汤一介看来，晚辈们吟诵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已全无前三代人的心情，“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

 

　　汤霖留给后人的，还有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他在此图《自序》中写下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16个字，成为汤氏家训。

 

　　“我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汤一介写道，汤用彤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欢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也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做的布书包去上课。

 

　　虽然在书中并未提及，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静眼中，汤一介本人无疑也是汤氏家训的践行者。“汤一介先生受过很完整的大学教育，但在青年时代刚好碰到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大变革。到了晚年，尽管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有很强的紧迫感，主持了很多大项目，我觉得他似乎都是在表达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思考。”对于汤一介去世前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陈静记忆犹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声音就是洪亮的，把自己抖擞起来，说不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说不出来了。讲完话之后，他已经没有力气，只能坐轮椅回家。汤先生的这种精神就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具体展现。”

 

 

　　汤霖《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

 

　　读过《我们三代人》，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对《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中的另一句话印象深刻：“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

 

　　“汤霖先生讲的‘内惭’，就是内心惭愧，学不能成名，宦不能立业，汤用彤先生就继承了这种反思意识。”赵白生发现，《我们三代人》中引用了汤用彤在20世纪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中的一份思想检查，对他在学术研究上“钻冷门”作了自我批评：“在美国所研究的哲学史，特别是印度哲学史，我在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回国以后这种稀奇的‘商品’在学术界贩卖，真正可以希望成为王麻子剪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如果说汤用彤的思想检查有迫于压力的一面，那么汤一介在书中的自我反省，则完全出于自觉。汤一介的坦诚，令与他交往颇多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都感到“震撼”。

 

　　在《我与“梁效”》一文中，汤一介用一万多字回顾了自己在“文革”期间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的来龙去脉，对自己的责任毫不回避：“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那些古人呀！”汤一介说，1978年后，他渐渐地有了一些觉悟，一切应根据自己的“良知”，不再说违心的话，不管是谁说的，都得用自己的头脑来问一问：是否合理？是否有道理？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错。很多过错可以很简单地推给别人，或者推给这个时代，但是汤先生没有这样做，这体现出他的担当和勇气。”王博说。

 

　　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老伴乐黛云，与汤一介共同生活了60多年。在她看来，“真诚”是《我们三代人》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我可以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作忠实的见证。”乐黛云还说，这部书不仅是一些事件的真实记录，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态史、交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