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从黄金时代走向边缘

 

　　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但近些年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读者中渐渐失去了光芒，从黄金时代走向边缘，不再那么受人追捧，也不由令人为之叹息。

 

 

　　文化评论家解玺璋至今清晰记得，“文革”期间他在工厂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狂热劲儿。那时他是北京化工二厂的一名年轻工人，有一次从朋友那儿借到一本俄罗斯小说，人家只允许借阅一天，当晚他挑灯夜战一口气读完。第二天早上继续上班，从酒仙桥坐公交车到大郊亭。由于一宿未睡，他在车上睡着了，到了目的地错过了下车，以致公交车又把他拉了回去。那天，他上班迟到了。

 

　　“当时我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小说和屠格涅夫的散文，都是那时候读的。”解玺璋回忆，这些俄罗斯文学作品都是“文革”前出的书，身边周围有一大帮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和干部家庭的朋友，他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相互偷偷传阅。上班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是看仪表，坐着说话的时间比较多，彼此就会聊最近看了什么书。

 

　　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解玺璋感叹大家是逮到什么书就看，没那么挑剔。他看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大多出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身纸张就不好，大家传阅得多了，书边都卷了起来，中间甚至被撕裂。他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很多朋友会在日记本里抄诗，尤其是爱情诗。他还在工厂宣传部帮忙，有机会去王府井内部书店买一些“灰皮书”，大多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学作品，供当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所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年轻学生中也很盛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张柠就是在那时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原先读的是地质专业，毕业后进入野外地质队，每天骑自行车翻山越岭，野炊、住帐篷、勘探，一干就是十年。他对野外地质生活毫无兴趣，白天魂不守舍，晚上靠读文学来安慰。

 

　　“年轻时很苦闷，觉得人生很灰暗很没有意义。当时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白夜》，感到非常震撼。小说里小人物的生活也很灰暗，过得那么惨，却能够把人生意义建立在对他人的爱的基础上。”张柠动情地回忆，这对自己的心理影响很大。后来，在作家格非的引见下，他结识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他守候在老太太下课的路上，拦住她谈了一个多小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倪蕊琴对他说赶紧回去复习外语吧。后来张柠成了她的研究生关门弟子，专业也变成了俄罗斯文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也是在八十年代读的大学俄语系。他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中国引进了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俄苏文学不再公开传播，直到“文革”结束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重新涌出地面。他觉得那是一个疯狂阅读的时代，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更是疯狂，“整个社会都有一种饥渴感，去新华书店买书经常要排队。几年之间出了数千部外国文学，其中一半是俄罗斯文学作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辉煌的时期，俄罗斯文学已悄悄走下坡路，西方现代派文学此时也大量涌入中国，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张柠记得，他在华东师大读研时，同学们都在读现代派作品，觉得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太长、太沉闷，一聊俄罗斯文学就认为是老古董。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名字，取代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成为年轻人的心头所好。

 

　　解玺璋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转移，从俄罗斯文学转移到电影理论、美学类的书。“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对我影响很大，对分析文艺作品有很大帮助。”他说，现代派文学以欧美为主，苏联时期很少诞生现代派作品，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现代派先锋文学、电影和戏剧，俄罗斯文学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大环境大不如从前，俄罗斯文学更是迅速衰落，迄今没有什么起色。其间，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禁锢的一批文学作品浮出水面，之后也被引进了中国，掀起一阵“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小热潮。刘文飞其时和朋友们策划了一套“白银时代”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俄罗斯现代派文学，颇受到一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青睐。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很受国内知识分子的推崇。

 

　　“白银时代作品热过一阵之后，大家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张柠深有感触，现在他给学生推荐俄罗斯文学，让他们看19世纪古典作品，学生们大多反映读不下去，从中收获感动的更少，只有个别的学生喜欢。在他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自己当年那样紧张，即使有点不适感，听音乐、看电影之类就能治愈。他们喜欢优雅、闲适的东西，可选择的文化产品太多，不喜欢沉重的俄罗斯文学。

 

　　俄苏文学曾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作家，如今形势也发生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是如此，柳青的《创业史》也受到《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启发。但放到今天，他觉得苏联文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更大，偏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奉行的是斗争哲学、仇恨情绪，这类作品却被我们当成了经典。”

 

　　正是对苏联文学的反感情绪，使得今天不少年轻作家对俄苏文学形成僵化印象，进而丧失了兴趣。90后作家陈少侠的父亲很喜欢俄罗斯文学，家中收藏了很多书，常常给搞创作的儿子推荐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儿子压根儿读不下去。“俄苏文学更强调集体主义传统，我们更喜欢个人主义的东西，我们如今在大城市里生活，更关心私人化风格的作品。”陈少侠坦言，喜欢写作的同龄朋友坐一块儿，大家聊的是村上春树、卡佛等日美作家，没有人提起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不喜欢俄罗斯文学那种传统现实主义写法。

 

 

　　刘文飞两周前还去了一趟俄罗斯，普京给他颁发俄罗斯友谊勋章，以奖掖他多年来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从1983年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翻译作品，他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已有三十多年。事实上，国内像他这样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已经屈指可数。随着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趋弱、草婴先生的逝世，俄罗斯文学翻译界更见凋零。

 

　　在刘文飞看来，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大致可按代来划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曹靖华等人是第一代，草婴算是第二代，然后是五六十年代留苏回来的那一批大学生，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可算第四代，但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几代。真正的职业俄语文学翻译家只有两个人，那就是草婴和汝龙，前者以翻译托尔斯泰作品最为闻名，后者以翻译契诃夫的小说著称。

 

　　说起草婴、汝龙当年的翻译稿酬，刘文飞用“亿万富翁”来形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草婴靠稿费就能过人上人的生活，一本书能得稿酬一万元，可以买一座四合院。当时一般工人每月工资也就十几元钱左右，拥有一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但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今天，俄语文学翻译家都是业余的，可能是大学老师、研究人员或编辑，要是完全靠翻译稿费，没法维持体面的生活。

 

　　“现在翻译一本书也就两三万元的酬劳，花一年时间才挣人家一个月的工资，搁谁身上也不愿意干。”刘文飞无奈地说，当年跟他一起做文学翻译的朋友，其中很多人后来都转行了，有的经商、有的出国、有的当官，坚持下来干翻译的没几个。翻译著作还不算科研成果，大学老师还要写论文，完全是因为喜欢文学才来翻译的，不计较酬劳，只是享受翻译过程中的愉悦感。

 

　　目前国内能让人放心的俄语文学译者，可能也就二三十人，年轻的译者更少，出现了代际断层。今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去年被磨铁图书公司独家引进。编辑陈亮坦率地说，当初找合适的翻译家很困难，老一辈翻译家大多不愿接活，年轻人也没发现拔尖的。最后几经辗转，他才联系上老翻译家高莽和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吕宁思等人。“俄罗斯文学翻译缺少民间译介力量，参与的年轻人比较少，跟日美文学翻译没法比。”

 

　　俄罗斯文学现在已经变成一门小语种文学，一年也就出二三十本作品，译介的数量很有限。这在刘文飞看来已经不错了，他对俄罗斯文学翻译并不那么悲观。“文学今天只是爱好者喜欢，一帮知音在做这个事情，小圈子的事情不可能太大众。”他看得比较开，表示每年俄语系毕业的博士生有几十人，其中能有一两个人参与文学翻译就能延续这个行当。

 

　　年轻人要真正成为行内的翻译家，关键需要有机会，能让他们的译作顺利出版。刘文飞举例说，跟法国在海外极力推广本国文学相比，如今俄罗斯也加大了推广力度，设立基金会对译介俄罗斯文学进行资助，这对翻译家来说也是一个福音。不过，像草婴那样静下心来翻译数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在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出现了。

 

 

　　在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社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曾是一个重镇，推出过众多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但就在去年，该社最后一个俄语文学编辑吴建平退休了。而在最兴盛的时期，上海译文有七八个俄语文学编辑，如今相关编辑已是一个空白。这种情况在国内出版行业并不鲜见，类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能保留一个俄语文学编辑，已经非常罕见。

 

　　俄罗斯文学如今的出版行情，与昔日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译文副总编辑吴洪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该社出版的外国文学译本，一天能卖一万册，其中一部作品卖十几万册、数十万册的挺多。一本书出来首印就是一万册，还要加印好多次。如今呢，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印五千册，能不积压就不错。新书很少出，所以也不需要俄语文学编辑。

 

　　现在出版社重印的还是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只是重印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我们有二十多种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不是畅销书，算是常销书，像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学生都会看。”吴洪说，今年初推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卖了五千套，超出了预期。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出版社基本上已经放弃。

 

　　“以前书稿多得看不过来，我们自己也参与翻译。后来选题越来越少，报上去的俄语文学新作品选题也通过不了。”吴建平感慨，当代俄罗斯确实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自己前几年也出过《夏伯阳与虚空》，作者佩列文在俄罗斯还挺有名的，还来中国做了宣传，结果连五千册都没卖出去。她还抱怨，现在出版社完全市场化，文化和市场优势很难兼顾，编辑很难尝试发掘俄罗斯新作家。

 

　　磨铁能出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完全是因为编辑陈亮的个人爱好。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西方已有很高知名度，但在中国乏人关注。“我很喜欢俄罗斯文学，读到她的作品时，感觉很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比较厚重，关注现实和底层。”陈亮说，去年引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两部作品后，每本书的销量不到一万册，自己的压力很大。没想到今年她意外获得诺奖，作品才在中国畅销，加印到二十万册。

 

　　刘文飞今年新译的《悲伤与理智》，印了几万册，也意外走红了一把。他原以为布罗茨基的这本书是小众读物，没想到成了白领小资读物，特别是一些留学归来的学生喜欢这本书，把看这本书当作一种时尚品位。在这本书的拉动下，上海译文也才决定未来计划推出布罗茨基的俄语诗歌全集，这在出版界已经是破天荒了。在陈亮看来，整个出版界基本不再关注俄语文学，形成不良循环，越来越衰弱。

 

　　俄罗斯文学出版行情式微，但类似张柠这样的读者，对俄罗斯文学依旧钟情。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重读或补读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回过头来看，俄罗斯古典文学建立了世界文学的一个标杆，具有中国文学缺少的精神高度、灵魂深度。”他赞叹道，跟那些现代派文学作品相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有永恒的魅力。

 

 

 

　　书评人史航最近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高尔基《童年》结尾，“埋过母亲几天以后，外祖父对我说：‘喂，阿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混饭吃吧……’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有谁跟我一样，因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三本书就永远认高尔基作亲人，不管他在斯大林时代多么可悲。

 

　　跟史航一样，不少人曾经在青少年时代读过俄罗斯文学作品，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怀旧式的美好记忆。但在今天，除了这种怀旧情结之外，更需要对俄罗斯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撇除那些无价值的东西，为真正伟大的作品腾出空间。很多人对俄罗斯文学的怀旧，更准确地说是对苏联文学的怀旧，而苏联文学中的许多作品比较政治化，文学性不够强，不能算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杰作。

 

　　俄罗斯文学传统主要有“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前者贯穿19世纪，以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为代表，后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更是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天才，中国读者熟悉的高尔基只是其中一员。这两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座巅峰，群星璀璨，无与伦比。“白银时代”的一批天才活到了苏联时期，但大多数遭遇压制，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才真正回归公众的视野。

 

　　跟西方文学不一样，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以来就形成了传统，关注现实和苦难，突出道德担当、精神探索，肉体历经磨难而不放弃精神上的砥问。像“白银时代”的三位大诗人命运极悲惨，茨维塔耶娃被迫自杀，曼德尔施塔姆死于劳改营，阿赫玛托娃的两任丈夫被枪毙，自己被长期监视，但三人在黑暗年代写出了最耀眼的诗章和随笔，具有金刚石般的质地，实现人格和艺术的合二为一，被认为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审判席”。

 

　　因而，俄罗斯文学杰作普遍格外沉重，就像是大地、雪原和旷野中的呼喊。它读起来绝不轻松，要求读者把自己投入到熔炉中，在精神上进行一番冶炼，才能有所收获。今天却是一个消费主义社会，轻松娱乐的大众文化盛行，网络段子更易博得眼球，俄罗斯文学自然受到冷落。但是，一个人总需要有点精神追求，一篇陀氏小说给你带来的精神震撼，可能远超过看一万个段子得到的肤浅快感，因为一万个段子只是一万个零相加，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人生启迪。

 

　　俄罗斯文学传统对中国文学创作仍有启发意义，正如李建军所言，在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我们更需重新理解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批判精神，敢于介入现实，直面严酷的一面，而不是一味规避风险、痛苦，缺乏道德担当的勇气。他举例，路遥的小说当初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形式技巧很粗糙，但今天再看，他的作品反而比那些技巧精湛的当代作品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