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更多“路灯”

 

 

 

　　近期出版的德文版《LEUCHTSPUR》是《人民文学》杂志继推出英文版、法文版之后，又一部面向外文读者的中国文学杂志。它的德文名字没有像英文版《PATHLIGHT》那样直译为“路灯”，“LEUCHTSPUR”的含义是“留下一道光”，创刊号以“思想”为主题收录了韩少功、王小妮、陈河、薛忆沩、李浩、张惠雯、林白等作家的作品。

 

　　在德国读者眼中，中国文学是什么样的？曾多次赴德交流的德语文学专家韩瑞祥说：“在德国，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文学就是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我不否认这两部小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界的一种声音，但它们却代表不了中国文学的整体。”不过，德国人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学最精华的作品，这让韩瑞祥感受到让德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的紧迫性。

 

　　相比于韩瑞祥的感受，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郝志强的言语更为直接，他提到欧洲国家的阅读现状，“德国人最喜欢读的是德国本土文学，对国际阅读不是很感兴趣。其实，在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在美国也都是这种状况，有少数中国作家被德国人知道，要么是获得了某些重要的奖项，或者是不太容易控制的因素出名的。”

 

　　让郝志强担忧的是“德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正呈现出一个减弱的趋势，文学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并不是说中国文学达到一个标准之后，就会让德国人比较爱阅读。同时，在德国很难通过国家的力量让读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政府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中国读者对德国文学感兴趣。”在郝志强看来，德国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更感兴趣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他也建议德文版《LEUCHTSPUR》今后收录更多青年作家的作品。

 

 

 

　　从2011年英文版《PATHLIGHT》试水后，《人民文学》杂志开了20多个研讨会，来探讨如何让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12月4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人民文学外文版跨文化传播的新视野”论坛上，汇集了梁晓声、戴锦华、徐则臣等作家、评论家，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表述中国”。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提到几年前去国外交流时的一个细节，“我到国外大学的图书馆里，他们把我领到中国文学作品的架子旁边，那里面有很多作家的作品，但我一看，旁边的日本文学是摆在文学架上，而中国文学是摆在社会研究架子上。”施战军觉得，外国读者想通过中国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现状，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使得他们只看到中国文学的“认知价值”，却忽略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

 

　　曾担任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的王竞教授提道，外国高水准译者的匮乏是制约中国文学作品出版的一个因素，“在德国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译者不超过十个，中国文学对大部分的西方读者和出版商来说是陌生的，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德语版要花费三年的时间，出版商还要承担市场风险，所以在选择时非常谨慎。”

 

　　北大教授戴锦华回忆，她第一次听到“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话题是在1990年，“当时很多学者、作家激情澎湃地说，80年代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忙于把外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而没有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世界去。当时我唱了一个反调，这不是历史选择的问题，这取决于中国读者、学者强大的欲望。而在那时，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对等的欲望。”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崛起，世界对中国认知的欲望开始增加，戴锦华觉得，在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应该思考“中国是什么”。

 

 

 

　　《PATHLIGHT》英文版是《人民文学》外文版中最早的一个版本，这本杂志的编辑艾瑞克·阿布汉森是一个身高一米九多的美国大个子，今年8月他获得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四年内的十五本杂志中，中国老、中、青三代大多数知名作家的作品都刊登过，包括王晋康、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小说。

 

　　艾瑞克刚开始做《PATHLIGHT》时，把它当成世界文学放在书架上，想让所有的读者看到，“后来发现，这其实很难，因为我是美国人，我更多考虑的是美国的市场。经过几年不同的尝试，我发现最有效的一个策略，不是针对普通的读者，而是针对海外文人、作家、编辑、大学教授，把他们作为目标读者。”当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后，会自然而然在自己的社会环境当中起到传播的作用。艾瑞克透露，这种方式非常好，他也在尝试把中国作家的访谈内容发给美国的作家或编辑。

 

　　目前，《人民文学》外文版已经推出英文版十五期，意大利文版两期、法文版一期、俄文版一期、日文版一期，接下来还要推出西班牙文版、阿拉伯文版、韩文版、匈牙利文版等其他语种，预计会出版12个语种。这些杂志会像它的名字一样，成为世界看中国文学的“路灯”吗？

 

　　《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徐则臣对京华时报记者说：“指望一本文学杂志一出来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能改变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这是不现实的。我觉得，它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助力，也是有益的尝试，前段时间我们去美国、加拿大，包括之前去伦敦书展，就有很多人对它很感兴趣。”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是一个老话题，随着世界对中国好奇心的增加，文学成为他们了解今天中国的一个窗口。不过，正如王竞教授所言，国外高水准的中文译者太匮乏了。这让记者想到今年8月采访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场景，这些获奖者中，很多走上中文翻译这条路是“机缘巧合”。

 

　　当时艾瑞克是九位获奖者之一，他2004年尝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感到孤独，后来几个同道人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纸托邦”，新的困惑是“中国的文学在发展变化，外国读者不太了解中国的文学，我们想把两边连接起来，而两边却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另一位获奖者，莫言《蛙》匈牙利文译者克拉拉对记者说，她最初是因为大学论文选了中国文学才走上翻译这条路，感觉中国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太难翻译了。

 

　　记者采访莫言、余华、阎连科等作家时，他们经常谈到对译者的感谢。阎连科的几部小说此前在法国授权两三年后也不见出版，正是遇到译者难题。给已知名的外国译者授予荣誉，固然重要。但如何发现更多的高水准译者，鼓励他们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在他们想要探知、传递中国文学时给予帮助，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