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演绎“日常的不幸”

 

 

　　一点编造，一点生活；一点做作，一点理想。这是我看完电视剧《剧场》后的感想。客观地说，这部电视剧可以一看，更值得思索。

 

　　据说，这部电视剧收视率不高，这应该是在意料之中。比这部电视剧更加明显的编造与做作的，却可以拥有高于它的收视率。收视率并不是衡量电视剧艺术与思想高低的唯一标准，它只是大众文化中带有审美与情绪倾斜性的一个晴雨表。

 

　　没错，《剧场》的编造痕迹很重，人物类型化的倾向也显著，最后大团圆式的结尾，杜晓红从由喜欢一个人而喜欢话剧到真正喜欢话剧的艺术与心灵的回归，更是带有明显意念的图说。但是，《剧场》为我们展示的生活，却是一幅新鲜一些的内容画卷。尤其是在大量充斥着婆媳的鸡吵鹅斗、婚恋的杯水风波、地下间谍的明争暗斗、抗战神剧的游戏化、儿戏化的电视剧同质化的创作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剧场》多少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特质。

 

　　《剧场》展开的是一般观众不大熟悉的话剧舞台前后的生活，是人们向往的艺术对艺术家个人生活、情感以及内心的侵蚀、改造与升华。这里也连带了过往的一段历史，带出了艺术受到政治的侵害，并为女主角郁珠留下了一个智障的孩子，为故事情节起伏预设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但是，这并不是这部电视剧最主要想呈现的，也不是这部电视剧演绎得最好的部分。它演绎得最好的，是将本来最应该带领人们走向高尚纯洁的艺术，却偏偏将人异化为对艺术和道德与灵魂的亵渎。它没有止步于生活表面，如同前面所说那些婆婆妈妈打打杀杀电视剧好看逗乐的五光十色的泡沫上面，起码希望尽可能地深入生活与人心的里面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明显感觉到了它的编造痕迹，却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曾经或正在发生的生活的影子。它尤其没有回避那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受到种种貌似光明正大的诱惑，人所存在、产生、甚至膨胀的弱点乃至劣根性。所以，在两位女主角的身上和内心深处，我们都会看见其弱点甚至恶的成分。这一点，杜晓红演绎得更加明显，其性格逻辑与内心欲望更为清晰，而不像有的电视剧都把问题推向历史与时代或个人恩怨。从这一意义而言，虽然，《剧场》所展现的是话剧演员的生活，其实也是我们大众的生活。谁在欲望的诱惑下，在性格的影响下，没有这样那样或深或浅的弱点呢？这或许就是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所强调文学创作所要揭示的“日常的不幸”的意义吧？

 

 

　　《剧场》没有满足于对人性弱点与恶的简单揭示，而是希冀用艺术来达到自我的救赎。这是这部电视剧最主要的叙事逻辑与艺术张力所在。尽管它表现得有做作的成分，特别是最后杜晓红的转身处理，有些过于华丽和简单。但它的这一指向是明显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两位女主角都是开始因个人不同的因素而被艺术所吸引，并因艺术而成名，却也因艺术而剑走偏锋，甚至越走越远，最后又因艺术而走到一起。尽管我们可以不赞同这部电视剧将艺术夸张为自我救赎的泛宗教，却起码这是对现实介入的一种理想和态度。因为，在世俗世界中，每个人面临关于名利、爱情以及种种欲望的追求与诱惑的考验，却是时时处处存在的。

 

　　这或许是《剧场》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思考的地方吧。无论在剧场的舞台上，还是在电视屏幕上，应该演绎什么，还真的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多一些这样富有现实意义与理想色彩的作品，而不能都是一些浅薄好笑的东西。

 

　　记得19世纪初期德国伟大的音乐家韦伯，曾经尖锐批评当时的剧场“只追求艺术生活中最庸俗的、最富于感官刺激的方面，剧院上演着下流的西洋景”的情况，他说：“在剧场里，我们急于要摆脱欣赏艺术作品所带来的那种拘谨不安，可以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让一个个场景从眼前掠过，满足于肤浅无聊的笑话和庸俗旋律的逗乐，被既无目的又无意义的老一套废话所蒙骗。”这话对于今天仍然不无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也在于艺术作品的欣赏者——一般大众。看《剧场》所呈现的那些群众，是颇有些象征意义的，群众常会呈现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大众文化有为大众服务的目的，也有提升大众的要旨，而不是随大众一起随波逐流。（作者/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