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作家留名后世的几率比学者大很多

显然，艾柯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耀眼的三位意大利作家之一，也是欧洲世界颇为出名的公共学者。一些人结识他，源于那本名字颇为古怪的《带着鲑鱼去旅行》。另外一些人结识他，源于那本鼎鼎大名的小说《玫瑰之名》。还有一些人结识他，却不得不提到《开放的作品》，或者《符号学理论》等专著。不得不说，艾柯的作品几乎无所不包。也难怪，人们将艾柯看作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就连《剑桥意大利文学史》中，也在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安伯托是“来自天堂的礼物”

“任何念头出现的时候都应该问一问：这个念头到底来自我们这一边，还是来自敌人？”——《波多里诺》

1932年1月5日，安伯托·艾柯在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小山城亚历山大出生。艾柯的父亲朱利奥有12个兄弟姐妹，在被政府征召“备战三战”以前，他是一个会计师。“二战”期间，艾柯和母亲乔凡娜搬到了皮埃蒙蒂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小村庄里，以躲避战乱。

这个文化氛围迥异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小山城，对艾柯形成自己的文化气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里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和平淡，不同于意大利式的热情。艾柯认为，自己“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气质，正来源于此。

艾柯的姓氏安伯托取自拉丁语，意思是“一个来自天堂的礼物”——赐予他祖父这个姓氏的官员曾经如此解释——艾柯的祖父是一个孤儿。对于祖父的印象显然不止于此，艾柯在某次访谈中谈到，尽管祖父过世很早，但自己受祖父的影响却很深。艾柯的祖父在退休后，曾经帮人装订图书。在他离世后，许多书主并未索回那些未装订完的书，这些精美的书籍促使还是孩童的艾柯成为了“完美主义者”——他从小就创作小说和漫画，并且希望这些自己创作的“书”看上去像已经印出来了一样，不仅有扉页、摘要，还必须配上插图。当然，在祖父之外，祖母的乐观幽默也让艾柯获益颇多。

13岁时，艾柯参加了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后来又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他也因此接触到了当时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

艾柯的父亲曾经鼓励他成为一位律师，但他显然未能如愿。艾柯进入了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并且在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的指导下，在1954年完成了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这就是艾柯首部专著《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的初稿。

正是在大学期间，因为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艾柯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后来艾柯在一次新书发布后的采访中表示：“虽然我仍然热爱着这个世界，但在我20岁的时候，我不再相信上帝。我对圣托马斯·阿奎那博士进行研究，你可以说他奇迹般地治好了我的信念……”

“文学孕育期”的那些年

“现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音乐响起之后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负未见分晓之前便匆匆离席。知道开头与结尾，是会让我们更快乐呢，还是从此丧失了戏如人生的神秘与刺激？”——《带着鲑鱼去旅行》

对于小说创作，安伯托·艾柯坚信着“作为叙述文字的作者，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是一个造物主：你创造的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定要尽可能的精细、周密，这样你才能在其中天马行空，游刃有余。”

艾柯在《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一文中，进一步讲述：“我在‘文学孕育期’那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收集资料，去各地参观，画当地的地图。在参观不同房屋建筑时，我会记下建筑的布局。也许我会留意一艘船的构造，结果后来在《昨日之岛》中派上了用场……在为一部作品做准备的那几年里，我就像是生活在一座中了魔法的城堡里——你也可以说，我生活在自闭性的与世隔绝中。没人知道我在干些什么，即便是家里人也不明白。我看上去像是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专注的总是为我的故事捕捉思想、意象、词汇……”

艾柯具体说道：“……我也花了两三天时间研究当年船只的图样和模型，好弄清楚一间舱房有多大，人们如何从其中一间走到另一间……”这一点他也用在了《玫瑰之名》中。正如艾柯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小说中虚拟世界的布局决定了对话的长短。”也难怪提议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的导演马可·费拉里对艾柯说：“你这本书好像是特意为电影剧本而写的，因为里面的对话都不长不短正合适。”

当然，艾柯所做的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他补充说：“我一方面需要蒙住读者的眼睛，一方面自己在写作时思路又要特别清晰。每每提到一处所在，都经过精打细算，不差毫厘。”

艾柯与《书的未来》

“我如果是国家元首，知道明天会有一条关于我的不利新闻，很有可能成为头版头条，那么我就让人在夜里往中央车站投一颗炸弹，明天的报纸全都会换掉头版头条。我在想，有些暴力事件的来源是否就在于此。”——《别想摆脱书》

不过，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安伯托·艾柯并非年轻小说家。

在创作小说之前，艾柯编辑过五年电视文化节目，又在一家期刊社工作了十六年。

1962年，艾柯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开放的作品》，一举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在获得赞誉的同时，这部作品激怒了很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被激怒，好像我在侮辱他们的母亲。他们说：不能这样谈论艺术。他们对我侮辱谩骂。那是个非常好玩的年代。”艾柯如是说。

也是在1962年的9月，时年30岁的艾柯与雷娜特·蕾姆结婚。蕾姆是一位德国美术老师，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艾柯常常往返于他在米兰的公寓和他在乌尔比诺附近的度假屋——他有三万册图书在米兰的公寓，还有两万册藏书在乌尔比诺。

作为如此多书的拥有者，艾柯显然对书颇有话说。在2003年艾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所做的演讲《书的未来》中，他不仅讲述了书的历史和未来，而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超文本可以提供一种自由发挥的幻象”，但这仅仅是“自由的幻象”，因为“一本已经写出的书，其命运已经被压抑的作者的决定所确定，我们已无能为力。我们被迫接受命运，终于明白了我们无法改变宿命”。

作家留名的几率比学者大

“人皆有限，一个让人沮丧、让人羞耻的局限：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所有那些我们假设没有限制，也因此而没有终结的事物。这是一种逃避关于死亡的想法的方法。我们喜欢清单，因为我们不想死。”——安伯托·艾柯（《明镜周刊》）

一直到48岁，安伯托·艾柯才开始小说创作。

在这之前，曾经有朋友建议艾柯去创作一个短篇侦探小说，但艾柯对这样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不过，早在1952年，艾柯就已经有意创作一本名为《修道院谋杀案》的小说——这部小说一直盘踞在艾柯的脑海中，不过，直到1978年的3月，他才下定决心正式动笔。曾经有“中世纪学者”之名的艾柯将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了自己颇为熟悉的中世纪，标题《玫瑰之名》也来自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作品。

1980年，艾柯最具盛名的小说代表作《玫瑰之名》出版，一举创下了销量超一千万册的盛况，艾柯也自此成为仍然在世的最为著名的意大利作家。这之后，艾柯又陆续创作了《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等小说作品。十多年前，艾柯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在50岁时，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有的学者在讲课之余踢球、弹吉他，我则用来写小说。做学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是当一个作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写作。”

而在另一次《巴黎评论》的采访中，艾柯进一步回应了自己对于身份的看法：“我的经验告诉我，学者的作品要想流传后世是很困难的，因为理论是会变化的……许多的小说会不断被再版。所以从技术上讲，作家留名后世的几率比学者大很多。”

安伯托·艾柯

生于1932年1月5日，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艾柯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艾柯的代表作品有杂文作品《开放的作品》，学术论著《启示录派与综合派》，小说《玫瑰之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