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诗人北岛和印度诗人作家沙美斯塔·默罕迪女士共同倡议并举行了首次中印作家对话，希望打破东方、西方这种二元的思维模式，在非西方的作家、诗人、学者之间交结朋友和进行思想、文化上的交流。
在10年的纪念节点上，今年10月在香港举办的中印作家对话也选择了一个颇为宏大的回顾、总结式话题：20世纪的遗产。
与会嘉宾合影
21世纪已过去18年，但不论在思想界还是文学界，20世纪仍在被反复提起和反思。10月13日，在学者刘禾主持下，印度著名作家、思想家阿西斯·南迪和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分享了他们对20世纪遗产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和印度的背景有某些相似性，两国某种程度上都遭受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传统跟现代之间的连接被冲击，而且也出现了一定的断裂。“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加起来，占全球40%的人口。” 南迪认为，这样体量的两个国家，对话是非常必要的。
南迪：“种族屠杀”和“殖民主义”是20世纪两大遗产
20世纪的遗产究竟有哪些？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不同经历的个人和群体中都有所不同，有人看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城市和乡村的剧烈变革，有人看到的是科技变化发展的逻辑，资本对文化的全面侵蚀等等。
南迪的看法比较悲观，他首先想到的是“种族屠杀”，“据统计，在20世纪有2.25亿人在种族屠杀中失去了生命，而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被杀死的。”饥荒也成为种族屠杀的新方式，在南迪的家乡，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夺去了300万居民的生命。部分原因是二战期间德军轰炸伦敦，英国需要从加尔各答把粮食运到英国，去救援英国的居民。
韩少功与南迪（右）
启蒙运动以来，世界世俗化日益发展。如尼采所说“上帝已死”，在缺乏信仰的年代，南迪认为人们找到的代替品是科学、理性和社会进步的概念。但弊端是在这个思想框架之下，人类更加容易被数字所统计，这就出现了把人类客体化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饥荒或者种族屠杀里面死去的人，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数字而已。”
种族屠杀的根源何在？南迪认为这就涉及到20世纪的第二个遗产也就是殖民主义。在殖民主义进程中，很多接受了人文科学影响的人，跟随军队的步伐来到不同的殖民地。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文明古国，百年来也接受了更加年轻的欧洲文化的洗礼。
在南迪看来，这样的大背景下，亚洲文化身份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在这样一个知识被殖民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和印度也形成了关于自己文化身份的一些话语体系，能够跟现代西方的话语体系进行对话。”而作家和知识分子，也在通过描写和书写他们生活的群体，来构建一种共同的身份和文化的认同。
韩少功：20世纪的中国苦难与奇迹并存
韩少功正是南迪所描述的“通过写作思考、构建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那类作家。在写作中他一直在思考20世纪的中国。
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剧烈的动荡，也经历了经济飞速的发展。南迪提到的种族残杀和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有体现。说到殖民主义，我们会想到香港、澳门、台湾。说到种族残杀，侵华战争中，也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
韩少功
韩少功回应南迪的“两个遗产说”，认为在相同点之外，中印两国也有很多差异。在中国就国家内部而言，种族问题并不突出，“驱除鞑虏”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出现屠杀现象，全国各地大体和平，满清朝廷的遗老遗少还受到了一定礼遇，“相比之下，我们在种族问题之外，更为突出和严重的是阶级问题，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和叠加的一个官僚专制和人民大众的冲突问题。”
20世纪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动荡剧烈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苦难与辉煌并存。“在中国，20世纪发生了两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大事，一是中国经历了很多苦难，不光有战争。这是事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20世纪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世纪。在全球大概18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脱贫速度最快，眼下综合国力最强，远超非洲、中东、拉美、甚至东欧等地。”这两个同样重要而又颇为矛盾的大事带来了韩少功所见的中国知识界的“分裂”，“右翼知识分子只谈苦难，左翼则只谈奇迹。”他认为，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两只眼睛看问题，用一个逻辑来解释两种不同的事实”。
文学方面，韩少功提到，自19世纪人道主义文学达到高峰，实现了爆炸式繁荣，到20世纪，出现了“人民路线”和“自我路线”的分化。
韩少功答读者
“人民路线”从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开始，一直到中国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提倡的“普罗文学”，乃至遍及日本、美国的“红色三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大的文学潮流，以阶级论为思想核心，大大拉开了与19世纪人道主义和善恶论的思想距离。
“自我路线”同样对19世纪的人道主义有所不满。一些作家以个人、潜意识等为思想支撑，从乔伊斯开始，一直到卡夫卡，把文学这个窗口变成了镜子，把社会广角镜变成自我内窥镜，使文学全面“向内转”。这一脉在西方发达国家至今兴旺，虽然不一定能吸引大众读者，但至少能成为院校精英的标配谈资。
“人民路线”和“自我路线”，都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构成了重要的文学遗产。在中国，两种文学潮流也都有自己的地位。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很快发现，这两种探索其实都遇到了巨大困难，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于“人民”和“自我”的定义边界日渐模糊，远不如20世纪那样清晰，韩少功说，“今天谁是人民谁又不是人民？一个企业高管，根本没有资本，只是个受雇者，却可能富得流油。一个打工仔，却可能也有股票，有小铺面，这都是阶级论者需要重新面对的难题。再说自我，自我在哪里？真有那样独立和特别吗？自有了克隆技术和人工智能，很多‘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甚至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千篇一律的‘我’算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的体力、智力都可望被机器取代，而最难取代的，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是人的情感、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涉及他者与群体的，是不那么‘自我’的，是大大超出了‘自我’边界的。”
本次中印作家对话于2018年10月13-14日在香港举行，参与本次对话的中印双方作家及艺术家对文学、政治和历史等领域中的诸多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广泛的讨论，并举行诗歌朗诵会和音乐演奏，分享彼此的记忆和忧伤、未来和希望。香港部分的活动结束以后，中印双方作家还将移师杭州继续进行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