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给良渚文化颁发“身份证”

纵观夏鼐的学术生命，

良渚文化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没有夏鼐，

今天良渚文化申遗成功的

概率和意义或许会

减损不少。

1975年3月14日，浙江良渚的青年农民康烈华给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良渚镇后杨村可能埋藏有良渚遗址。虽然当时康烈华并非专业的考古学者，但夏鼐依然对此十分重视。4月3日，他专门写了回信给康烈华，给予鼓励和指点。

康烈华为什么要给夏鼐写信呢？事实上，正是夏鼐为良渚文化颁发了属于它自己的“身份证”。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在众说良渚的声音中，我们不能忘记夏鼐。没有夏鼐，今天良渚文化申遗成功的概率和意义或许会减损不少。

夏鼐提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等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图为良渚玉琮王

良渚文化双孔玉钺（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良渚文化玉璧（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时，将其视为龙山文化的一支。他提出“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不过，施昕更也看到了良渚文化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浙江的黑陶或许是较晚于山东，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区域，文化沟通发展及民族迁徙繁衍之痕迹，浙江黑陶文化，可说是在这种情形下而是传播关系而产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属同一文化系统产物外，究还有若干的异质成分，当为吴越民族所遗留，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

每当我们翻读历史，有时会遗憾于人对外部世界的判断，经常受到既有认识框架的束缚。回顾这些往事，往往会看到人们探索真知的轨迹。囿于当时的考古学理论话语，施昕更未能作出更加大胆却正确的推论。此后十多年，中华大地沦入战火之中，然弦歌不绝，斯文未丧，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进行。1939年，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把“杭州湾区”划为龙山文化三个区域之一，但也看到了良渚的独特性。还有学者提出过“浙江龙山文化”“杭州湾的龙山文化”等提法。不过，良渚文化真面目一直未被解开。

翻看《考古学报》的夏鼐（图片来源：中国考古）

1950年政务院任命夏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任命书（图片来源：中国考古）

这一任务最终落在了夏鼐肩上。1957年，夏鼐在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像》写序时提出，浙江的良渚等地出土的黑陶和山东龙山文化不同，而且还出土了别处不曾见到的“三角形石刀”等。1958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时，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把环太湖流域出土的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而北大考古专业的建立，又与夏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夏鼐不仅在北大讲授“考古学通论”，而且深度参与到专业建设。1959年12月26日，他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作《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讲话，说道，“新石器文化在长江流域似乎开始较晚，例如南阳地区和汉水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是属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晚期。豫南、苏北和皖北有较仰韶文化为稍晚的龙山文化。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这就明确把良渚文化从龙山文化中分离出来，使其单立门户，有了自己的“户口本”。

1959年，夏鼐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中阐释了怎么确定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对于某一种“文化”，一般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的小地名为名。而要认定“文化”之成立，需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而且这一群类型发现不止一处，对于其内容，还应取得相当充分的知识。

良渚古城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大跃进”的狂热氛围中，夏鼐保持了学者的清醒理性。一方面，他说，考古学上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成立，应当具备着必不可少的一定条件。如果条件具备了，还迟疑不决，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的名称，那就太保守了，将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地混淆在一起，延缓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又语重心长地提醒，如果一种文化类型所应有的条件还不具备，就根据某些片面的个别的现象，匆匆忙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妨碍研究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出，夏鼐给良渚文化颁出的“身份证”，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的。良渚遗存作为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被认可，在学理上确为水到渠成。很快，这一认识就被广泛接受。1963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就明确说“良渚文化”已得到确认，并号召学界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纵观夏鼐的学术生命，良渚文化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对于一封关于良渚文化的民间来信，他也认真对待，足见他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东南一隅的良渚。1977年7月，夏鼐在《考古》杂志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指出，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达1000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前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则要较早”。1983年，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夏鼐又提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等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他还说过：“从前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50年）是我们所知道的长江下游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一个变种。实则这里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种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恰逢良渚文化拿着“身份证”走入了世界遗产的大家庭。抚今追昔，怎不令人追思夏鼐这位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