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格非在活动现场
格非：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中国艺术报记者 何瑞涓
实习记者 王琼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蕴含着非常严重的价值观的对立，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文化与自然的对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等等。我认为，在这所有的对立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近日，在山西汾阳贾樟柯艺术中心举办的“吕梁文学季”系列文学活动中，清华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格非聚焦城乡文明的交替、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当代作家的“返乡书写”等重要命题，作了一场名为《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的讲座。
城市与乡村的“恩怨”
乡村文明消失了吗？
为什么中国的作家今天还在书写乡村？
面对“城市”这个新生儿，作家的态度是怎样的？
格非认为，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回到城乡文明的起点，厘清城市与乡村的概念。他举例，在西方有一种非常著名的说法，上帝创造了乡村，而人创造了城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乡村是一种“原生物”，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自然而然地出现，并完全依附于自然；城市则不同，它克服了自然中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限制，是人类用工具、技术为自己打造出来的“理想家园”，可它的产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诸如个体之间的冷漠、种种顽固的“城市病”。
选择城市还是乡村，一直是世界文学关注的主题。格非指出，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一拨又一拨对城市的批判、反省与抵抗。美国作家艾默生认为，大都市在人类社会中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将伦敦描写成一个由400万个头颅和800万只眼睛组合起来的怪物，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城市里的人：“他们从彼此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城市在作家的笔下变成了人类失去目标的象征，它聚集的是一群漫无目的、缺乏交流、没有个性的人。
那么，有没有作家、艺术家对城市表示欢迎呢？美国诗人惠特曼认为，城市蕴含着巨大的希望、自然的活力，并为此写下一首题为《一路摇摆过布鲁克林渡口》的城市赞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不乏对城市的出现表示惊奇、赞叹和期许的名篇。
格非认为，无论批判还是赞美城市，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向前看的视角，让我们通过城市看向未来；另一种是向后看的视角，让我们追溯乡村的历史、了解人类的过往。“今天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觉得乡村记忆很美好，一方面我们又对城市优渥的条件、复杂的文化充满期待。正是这种对未来的展望、对过去的回望，这种既迎合又抗拒、批判、反省的双重视角所包含的矛盾，催生了现代思想和现代话语，为文学、哲学、艺术的巨大变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城市化与“失重感”
一谈到中国的城市化，我们自然会想到上海，想到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大都会”。
可是，在中国3000年的文明史上，在中国文化的内部，难道中国人就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城市观吗？
从宋代、元代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是怎样发展的？
格非梳理了中国古代城市化的几个特点：它是缓慢的、渐进的，从来就没有产生城市与乡村的直接对立；中国古代对城市的设想，是严格按照乡村的模式来推进的，城市里有大量的城市森林、园林，它是对乡村生活的模仿；在城市里，乡村的伦理高于城市的伦理，很多人在城里当了官、当了宰相，退休之后还是要回到乡村里去。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价值系统是按照乡村的模型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讲乡土文学，但在中国现代以前，漫长的文化史里有乡土文学吗？那时的中国没有乡土文学，因为它没有形成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城与乡是相互包含、彼此交通的。《红楼梦》是城市文学吗？是乡村文学吗？它可以来去自由。”
格非指出，直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在中国出现，才刺激了中国人去寻找乡村：“对于今天社会飞速发展、剧烈变革的感受，我想使用一个文学化的表达，那是一种失重感。就好比大家都会坐的电梯，突然下降就会造成失重感，造成人的眩晕。举一个例子，现在银行里坐着等号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年轻人都在手机上解决了。这个事造成了社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群体，多多少少会产生某种不适应，产生一种因快速发展造成的失重感。”
这种失重感，更深层次地表现在文化心理上。格非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集体、族群永远比个人重要，对乡村人来说，最大的恐惧是“绝户”，是一个姓氏、家族的中断。正因如此，《赵氏孤儿》里，一群人为了将孤儿保留下来，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当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人出现了，一个人可以不结婚，可以不用管祖先和姓氏的继承，只要打发自己的一生就足够了。这种观念一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轻”。“随之变轻的还有文学。我们读马烽先生的作品，会觉得他的作品沉甸甸的，反观今天大量年轻人所写的穿越小说、消费主义小说，它们只承担个人的情感，不承担历史、民族和社会的使命。我并不反对文明现代化的进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今天的写作会变得那么个人化？那么轻？”
从乡村出发的写作
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或对抗这种失重感？格非举例，余华早期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了一个少年离家远行的故事：“家是什么？是余华所生活的那个乡、那个镇。什么叫做远行？远行是面向一个未来的、敞开的世界。余华在小说里描述，落日时分，公路如同海浪一般向远方伸展。由此他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的起点，去乡、出门了，封闭的乡村生活被打破了，一个孩子要离开自己的故土。随后这个孩子在公路上看到了一辆车，很兴奋，但他发现车头的方向却是朝着故乡的。”
格非认为，这个故事正契合了“乡村消失”的主题，一方面，我们的目光探向未来，另一方面，我们在远行的途中惴惴不安。当代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对这个主题进行回应：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中，主人公在乡镇的小路上闲逛，身上穿着香港电影里的衣服，喇叭里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小镇里出现了非常多的空间性的因素，象征着城市文明已经横切过来；路遥《平凡的世界》，写的不再是《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时代，而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故事里的兄弟俩一直在城市和乡村里穿梭，进城的时候用乡村的眼睛来打量城市，回乡的时候又用城市的眼光来打量乡村。
“路遥提出了什么问题？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伦理价值只有一个载体，那就是乡村。我们对生活的情感、态度全部依附在乡村之上。如果说今天乡村文明在解体、城市文明在兴起，那么城市到底靠什么立足？未来的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怎么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格非指出，路遥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他希望将中国乡村里那些美好的东西，比如自然淳朴的人性、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关心在城市里延续下去，作为将来城市发展重要的伦理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路遥的写作正是建立在对城乡文明的思考之上，他写的是乡村，面向的却是未来，实现了一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相观照。
对于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格非认为，作家、艺术家必须在路遥提出的问题上继续往前思考。他说，一个作家写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用作品与时代对话，今天的学术研究，通过“从乡村出发的写作”来探讨城乡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开端。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