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响乐吹响集结号，82家交响乐团如何“交响”？

作为音乐艺术的“国之重器”

中国交响乐吹响集结号

——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观察

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悦

“交响乐堪称音乐艺术中的‘国之重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谈道，举办这次座谈会，目的就是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交响乐走过的发展道路，分析当下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这是在党中央发出“改革开放再出发”号召后，全国交响乐领域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集结，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我们不仅仅是总结经验、发现一些问题，还应该有一些举措，最主要的是面对这样一种机遇，我们要迎上去，将来还要接得住。”韩新安表示。

源自西方的交响，
如何熨帖地阐释中国精神

“中国交响乐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创作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徐孟东谈道，“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潮音乐开始，中国交响音乐就开始呈现多元并存、风格多样并且良性发展的态势。在随后30多年中，到现在为止，也有过几次起伏，但总的趋势，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质量、技法、风格以及演出状况等都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徐孟东也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中国交响乐作品主要在国内演出，国际的影响很有限”。在他看来，从国际乐坛的视野来看，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演出现当代作品的数量也是较少的。为此他专门做过统计，目前在世界各国的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曲目绝大部分还是古典和浪漫主义，排名第一的是贝多芬，排名第二、第三的是莫札特、柴可夫斯基，接下来就是勃拉姆斯等几位。20世纪现当代著名作曲家如从作品上演频率来讲基本都进不了前十名。“中国交响乐发展一共才一百年，而且走出国门的院团和曲目又有限，说现在有多么大的国际影响，这个不太现实。但我们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还是持一种高度肯定的态度，我们是用几十年走人家上百年的路。”徐孟东说。
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郝维亚看来，创作仍旧是中国交响乐甚至所有音乐门类的发动机。对于中国音乐传统的追求，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为借鉴。“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梵高对日本浮世绘有很多学习。他临摹了大量的浮世绘，浮世绘是对毛笔笔尖的运用和对线条与色彩的运用，但对于梵高而言，他完全是用方头的油画笔、油布和油料的质感来表达，这种画法借鉴了浮世绘，但他真正创作出来的东西仍旧是西方绘画形式的自我完成。构图是来自浮世绘的，但是最后他化为己有。”郝维亚认为这对中国交响乐的作品创作是个很好的启示，进入当代音乐创作以后，交响乐本身是很复杂化或者说多样化的，有互相的借鉴、对于人声的借鉴、对于独奏乐器的借鉴，有的时候还有对大协奏曲的借鉴。
郝维亚特别以叶小钢近期创作的交响乐新作《鲁迅》和陈其钢为民族女高音合唱和管弦乐队创作的《江城子》为例证，认为要让交响乐的创作形成意义，一定得是珍贵和独特的。“个人思考的独特性才是真正的所谓创造性，而且这种思考要经过很复杂的技术的呈现，也就是乐队技术。音乐是很复杂的艺术形式，经过技巧培养，在表达的过程中有更大的提升和发展，这就是所谓中国精神或者中国风格的一种寻找和尝试。”郝维亚认为，如今早已过了一个风格到底的时代，所以每位作曲家的尝试都是值得学习和肯定的。”此外，郝维亚还谈到中国交响乐创作的一个关键词——“妥协”，这种“妥协”的含义不是贬义，更趋向于“融合”。交响乐是中西与古今的融合，也是自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融合，“也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大家在这三点上互相握个手，我也有你，你也有我，互相包容。”
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关峡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作曲家面对一个新时代，写出的音乐首先要让人欣赏回味。音乐的本质就是欣赏和共鸣，共鸣产生共振，产生特别深邃的思想。在当下，哲理和思想在创作当中体现得少一些，创作者更多关注个人的感受。关峡坦言，“个人感受没有错，但是你要放到音乐中的时候，就要有共鸣，现在我们的作曲家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完全调整到位。老一代的作曲家在技术上没有现在年轻这一代这么完备，但是老一代作曲家作品里面所蕴含的创作当中最本质的东西很多，而现在我们一些作曲者，这个最本质的东西都没有，因此作曲家首先就要从自身出发进行调整。”

进入快车道，
倡导多元机制促创作发展

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与发展这几年进入了快车道，全国现在已有82家职业交响乐团。但正如陕西爱乐乐团团长、作曲家崔炳元坦言，“交响乐团多了，‘物美价廉’的指挥还不多。音乐厅多了，相对固定的观众还不多。音乐会多了，活在音乐会中的中国作品还不多。中国作曲家相对多了，但是他们作品上演的机会还不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也相对多了，货真价实地评论他们作品的乐评还不多”。
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最终要靠作品。在现有体制下，应当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合理有效地推动发展，目前最常见的是委约制。委约也分为多种类型，既有像音乐节、艺术节的委约创作或者来自各大院校的委约创作，也有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委约创作。在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张千一看来，在委约创作中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可听性与技术性的关系。此外，还有领导、专家、听众的审美统一关系。“我们在委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当作曲家的确很难，不仅要进行长时期的创作准备和储备，同时还要思考你的作品如何让方方面面的人听到都不排斥。比如说，一些社会上的委约作品，大部分都是命题作文，我们在这样一种委约之下如何创作出好作品，创作出既有较高思想水平、较丰富的形式，又能有技术发挥的作品。作曲家是一个缓慢成长的过程，同时创作应该是一个个人化和私密化的过程，有很多创作深层次的想法，是从你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委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握好这些，尽可能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有艺术价值，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位作曲家要思考的问题”。张千一还提到一个现象，“我们既要提倡思想性、可听性的作品，也要警惕没有技术性的交响作品或忽视技术构成的作品。现在有一些委约方，他们希望拿到的委约作品大概就是歌配伴奏，希望旋律是类似歌曲式的。这样的交响性作品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来自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的国家一级作曲吴少雄特别提到扶持青年作曲家创作，除了常见的委约制外，还应该倡导多元机制，“我觉得试奏的机制也很重要。像上海爱乐乐团，每年给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试奏十场音乐会。由于资金方面原因以及各方面限制，倒不一定要开音乐会，哪怕试奏一下也很重要”。1986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时，吴少雄的作品《交响回响之四重奏》就得到了试奏机会，听完试奏的录音对他个人启发很大，后来他拿着录音和总谱请教一些老师，对作品做了调整。五六年以后，在日本举行的一个国际作曲比赛上，吴少雄的这部作品就获了奖。吴少雄认为，试奏对一个青年作曲家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乐团的管理者要支持中国交响乐团的发展，就应该试奏一些年轻作曲家的新作品，相信这个机制的建立会推动中国交响乐的快速发展。
“我觉得精气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两年来创作进入“井喷期”，创作了第五交响乐《鲁迅》、第七交响乐《英雄》、《咏别》无词版、第四交响乐《草原之歌》、《秦皇岛序曲》、《天津组曲Ⅱ》等等大部头作品。“交响乐作为一个国家的音乐表现形式的最高形态，近年来进一步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他由衷地表示，“当前国内各个交响乐团发展的程度、水平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出国巡演还是在推广中国交响乐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大有可为，不论是交响乐团管理者还是创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由衷地感到参与这份事业的自豪，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精气神投身于中国交响乐事业。”

中国交响乐团的“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已成为推广华人作曲家优秀作品的著名品牌，图为该团团长、指挥家张艺执棒演出 卢业勇 摄

82家乐团协同发展

展现中国交响乐的集体力量

——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再观察

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悦

一场精彩音乐会的呈现，离不开创作者的辛勤耕耘，离不开乐手精湛的演奏，更离不开一个交响乐团幕后职业化的管理。座谈会上，不仅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们纷纷建言献策，更有来自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四川交响乐团、河南交响乐团、陕西爱乐乐团、长沙交响乐团、沈阳交响乐团、贵阳交响乐团、长沙交响乐团、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等乐团的团长或相关负责人各抒己见。

面对新时代，全国现有的82家交响乐团的发展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如何让乐团更有效地运行，如何让乐团更好地促进城市的文化生态，如何在演出季中平衡古典曲目与现代新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何推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创作以及发挥其在传播中的作用等都成为此次座谈会上热议的话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抱团取暖、齐心协力，使得中国的交响乐团在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道路上越走越顺畅，越走越远，成为与会交响乐团团长们共同的心声。

1879年，不仅是中国交响乐起步的原点，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诞生元年，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登上舞台，也由此翻开了绵延140年的中国交响诗篇。而后的140年间，上海交响乐团最早广泛地把交响乐介绍给中国观众、最早演奏中国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最早实行跨年度音乐季……无数个“第一”由上海交响乐团开创。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感慨，近些年来出国巡演的步伐加大，她关注到一个很新的现象，“比较早的时候，大家觉得乐团走出去很不容易，能出去就不错，就能起到对外交流的目的。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各个乐团都非常关注‘走出去’的质量，要到最主流的场馆，在国际上的艺术重地这样的标志性场馆去演出。而现在，可能除了关注是否去主流场馆演出之外，是不是应该走到主流观众群当中，你带去的演出是不是进入到当地的音乐季当中。因为主流音乐季当中，都是当地的主流观众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实力的增强，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地增强，这是个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过程。”

大团有大团的做法，小团也有小团的特色。成立于2010年的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由原云南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与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整合而来，作为云南唯一的、拥有独立建制的交响乐团，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从自身情况出发，把交响音乐民族化作为己任，组织创作了大量云南原创交响乐作品。该团艺术总监黄屹表示，乐团在音乐季的设置过程中，特别注重通过乐团的委约作品推动曲目的常演常新，“因为云南省是多民族的大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传播和推广民族交响乐的发展，去年委约的著名作曲家邹野改编的《阿诗玛》演出效果就很好，既是向经典致敬，也向国际传播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把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通过这样的形式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我们作为祖国边陲乐团的期望。”作为乐团首席指挥的他还特别提出，“对于一个作品来讲，可听性是传播非常重要的手段，是让大家最容易了解并最容易记住的，希望作曲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多进行创作。不少地方乐团确实也有局限性，如演奏员的演奏艺术水准以及专业技能并不能跟某些大团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不同乐团的情况和水平创作适合这个乐团的作品，也是相当重要的。”

作为“国家队”的中国交响乐团，除了在演绎西方经典作品方面拥有大量保留曲目外，对当代作曲家新近创作的现代音乐也有着令人信服的诠释能力。同时，乐团十分注重中国作品的创作与推广。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是由乐团创作并首演，指挥大师严良堃执棒的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也早已成为该作品的权威范本。近年来，乐团坚持推出“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为推广和弘扬杰出的华人作曲家及优秀作品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交响乐团原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关峡从实际出发，特别谈到了音乐季演出从曲目设置上“双轮驱动”的成功做法，他认为作为一个交响乐团的管理者，“首先最重要的一个轮子，要把西方古典曲目的基本技术这一套给它转好了，否则即使你要演中国作品，也不是那个味儿。演奏西方作品是乐团的基本功，就跟我们练练身、健健体，汲取营养是一样的。”在关峡看来，除了德、奥经典作品，还应该演奏一些法国和俄罗斯的作品，其对音乐精细度、配合度的要求很高，而法国乐派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乐团所忽视。他认为，在曲目设置上，80%是外国的各种流派，再拿出20%好好做中国作品的演奏，这是个比较可取的办法。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高，要求多多上演中国新作品，“你拿出30%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50%，中国作品对乐队要求很高，而作曲家本身初始技术也还是有很多局限。需要保证乐团在一年一提高技术含量和音乐高度上寻求突破，在这个基础上再说中国作品。”

一个交响乐团的存在离不开它所在的城市，应当为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为构建良好的城市文化生态发展发挥作用。国内的交响乐团大多发展时间不长，一直以来各乐团的重点都是如何提升乐团的演奏技术水平，但一个乐团在注重自己业务、技术、艺术水平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重与所在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建立更紧密的关联。不少一线大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交响乐团不仅要担负起推广古典音乐、提升观众音乐品位的责任，还要培育观众、拓展市场，引领大众改变文化消费的习惯和方式，并通过和城市观众建立的关系，来提升市民对乐团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使乐团为市民所喜爱并引以为荣。

北京交响乐团近些年的做法一方面和本地市民发生关联，另一方面还起到了友好大使的重要作用。据了解，自2016年起，北京交响乐团的“首都市民音乐厅”品牌通过进校园、下基层、进社区等公益演出行动，在北京公共文化惠民活动推广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介绍道，为共同促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融合对接，2018年北京交响乐团还把“首都市民音乐厅”带到天津、河北，以三地交叉演出的形式，与津、冀的乐团联动，在文化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同时，让更多的百姓欣赏到高水准乐团演奏的交响音乐会。此外，北京交响乐团还发起“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交响乐团联盟”的模式，希冀形成一个北京国际友好城市音乐节或者类似这样的形式和机制。

孟海东特别在座谈会上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交响乐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这个统一的声音可以使得现有的全国82家交响乐团能够协同发展。“大家各自都有不同的诉求、有不同的经验，也有不同的问题，但是在制定某些支持政策的环节上，如果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性的、建设性的意见，这样更有利于中国交响乐的整体发展。这种声音或者说这种力量是站在交响乐前沿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我们要形成中国交响乐的一支集体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各自的问题。国家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这里面应该有中国交响乐的声音。”孟海东说。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