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奖，只谈新作│莫言新作评议

莫“言”诺奖，只谈新作刘江凯

如果我们罗列当代著名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就会发现作家们更喜欢表现和当下现实拉开一段距离的时代内容。但这些年出现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当代作家整体上加强了对当代现实社会生活直接的作品表现，比如余华《兄弟》《第七天》、贾平凹《带灯》等。莫言新作中包括《天下太平》，《故乡人事》（3篇）里的《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以及《等待摩西》《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共七篇小说。

读完这些小说后带给笔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即是莫言也和其他著名作家一样，小说中的“当代性”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莫言小说中的“当代性”主要指小说的内容、人物及其背后的时代感更加接近当下现实生活。尽管这批新作在叙事上几乎都采用了“过去——现在”互相穿插、嵌套、勾连的叙述手法，但其中的“当代性”和时代感却非常强烈。

比如《天下太平》，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和当下时代现实非常贴近的内容：环境污染、手机取证、网络传播、农村用地甚至基层腐败等等，莫言以小奥手指被鳖咬住的焦点事件，将相关的人物逐一牵引出来，同时也删繁就简地呈现了各类人物的不同内心。这些内容和心态都是我们当代人非常熟悉的，但又以点到即止的叙事方式和现实生活保持了必要的艺术距离。

再如《诗人金希普》当中，以漫画的方式刻画了一个善于自我炒作、包装、吹嘘甚至欺诈的文化无赖。金希普利用北京的老乡会自我营销，小说写道：“截至目前，我已出版诗集五十八部，荣获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项一百零八个，我现在是国内外三十八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去年我去美国访问时，曾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林肯中心同台演讲，受到了一万一千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

金希普这一形象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有实力的未必会有身份，但有身份的一定会看上去很有实力；会写的不一定得到关注，但会说的很可能得到赏识。像金希普这样的奇才或蠢材，擅长混圈子，傍大咖，自我吹嘘与互相捧场，可以做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逢场作戏的认真配合，读来让人颇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意思，不由会俯身击案，哈哈大笑。

莫言新作当中，即便小说写过去时代的故事，这种过去也会“生长”出和现在密切的关系。如《表弟宁赛叶》里以醉酒对话展开的一系列争执，以表弟的生活史方式几乎简要地勾勒出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侧写，这种以“个人生活侧写社会发展”的方式还有《等待摩西》，以及《故乡人事》里《地主的眼神》。

从这些作品里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某些人物和复杂的时代气息正在从历史中退出和进入。需要说明的是，莫言的整个创作历程都有紧扣社会现实的作品，一类如《售棉大道》《师傅越来越幽默》《天堂蒜薹之歌》等和时代现实距离较近的作品，另一类如《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在宏大的叙事艺术中嵌入“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和莫言之前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学表现相比，新作的艺术手法更加细腻和准确，语言也有了鲁迅般的白描笔法，更加简洁、节制、含蓄。这可能和短篇小说对作家的结构、语言、叙事、人物、细节、意旨表达等能力要求更高有关系，迫使作家一定要聚精会神，精雕细刻才能努力避免瑕疵。

莫言新作有许多值得细细分析的手法，这里只谈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把传统的对个别“典型人物”的刻画重心转移集中在对当代“典型社会心理群像”的描绘上。

从莫言的这些小说当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当代部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心理特征、价值观念、道德水准等进行了典型化，看似轻描淡写，却极易使人产生共鸣。比如《斗士》里方明德说“钱是足够花的，就是心里不舒坦”，这句看似乡亲之间的随意闲聊之语，结合小说的整体故事情节及社会变化，道出了一代或者几代人面对巨大社会变迁的不适应、不平衡感。

莫言在处理这种“典型社会心理群像”时，在方法上依然突出了“白描”。我们知道莫言的许多作品具有感官丰富的特征，有油画般的浓重气息，读之往往热闹如台前观戏。但这些新作里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鲁迅般的白描手法，只是这是一种更为集中并且有意放大的白描。比如小说《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与其说刻画了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不如说把我们这个时代万千人物的某种普遍心理状态抽离、集中、放大到了这两个人身上。

比如《表弟宁赛叶》中我的表弟秋生——笔名宁赛叶，外号怪物，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想入非非，眼高手低，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做，却总觉得自己是个生不逢时的天才，借着酒力表达了对写《红高粱》出名的“三哥”——莫言的不满。表弟扔出了匕首般的四个问题：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却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

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是通过表弟这个形象，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心态失衡者类型。“高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当代中国问题，“带出社会整体的失衡“情绪”或者“心态”。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在中国内部存在着地区、行业、代际人群等各种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尽管大家表现的形式不一定如宁赛叶一样偏执、激烈，但心态失衡是包括我们在内，这个时代中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

有批评者认为莫言作为一个成功者，不应该对这些失败者冷嘲热讽，我不太明白这个批评逻辑：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必然会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以及中间状态的人物群体，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表现这种现象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莫言在小说中刻画了武功、宁赛叶等心态失衡者，是当代社会“情绪”或者“心态”体验式的观察表现，窃以为这种敏锐精准的“社会心理群像”的典型化刻画，不论是在其个人创作谱系里，还是整个当代小说里，都是一种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讨论的创作突破。

优秀的作家作品并不见得直接思考，但往往能以一种生命的、艺术的本能穿过生活的表象，抵达艺术哲学的彼岸。我不敢说莫言作品一定是这样，但通过阅读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作品、创作随笔及访谈，把莫言的新作纳入到其个人创作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来看，我确信他是距离这一标准最接近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

莫言这批新作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们集体展示了某种现实的、文学的甚至哲学的“不确定性”。

比如《等待摩西》中的摩西和“我”的命运以及整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现实、命运不确定性的文学表达。这种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一种看似轻淡实则强烈的“对人的恐惧感”描写中，几乎每篇小说都有，甚至连戏曲剧作《锦衣》和诗歌里都有。我认为这是作家以生命的直觉从朴素的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一种生命哲学，并且能以文学的方式艺术呈现。

整体来讲，莫言在《地主的眼神》《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几篇小说里以精巧的构思，洗练的语言，跳出闪入的叙事方式，典型化的人物与社会心理描写，做到了以小中见大，以点线勾勒社会变迁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结构性心理状态。

莫言做到了以艺术方式对时代发展中某些不良现象做出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主要表现为“含混”、反讽与“点穴”。“含混”如《斗士》里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方明德老人逼问“我”：“大侄子，你说，是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我”含含糊糊地说：“这怎么说呢……应该……都伟大吧……”这种“含混”在早期作品《蛙》里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显。反讽如《等待摩西》里已经当兵的“我”很虚伪地劝柳卫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也可以大有作为”之类的话。

莫言新作里还有一种很像“点穴”的写作手法：就是看准某个问题，轻点一下，并不大肆铺陈，但其实会让读者全身为之一颤、浮想联翩，意在言外。

比如《地主的眼神》里“我”问孙来雨“农场那八百亩地是怎么回事？”“听说是被市里一个领导的小舅子，十年前用每亩四百元的价格买走了。”再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不确定性”和“对人的恐惧”，不论是表弟、武功还是摩西，那么熟悉和亲近的乡亲甚至亲人，各种挖坑与背叛，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别人毫无征兆地撕得粉碎或者重塑，莫言犹如一个功夫大师，瞅准了时代和人心的敏感点，看似轻淡，却如“点穴”般直击要害。

我觉得莫言以文学方式点中了很多人的这种生命经验，点中了某种时代之痛，甚至点中了一种生命哲学的本质。我想了想原因，要么是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捕捉到了社会现实发展的本质；要么就是这个社会不论怎么发展，某些深刻的社会现实本身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但不论哪一种，都是作家忠实于现实和艺术的表现。

莫言的文学之路伴随着很多争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红高粱》《欢乐》到九十年代的《酒国》《丰乳肥臀》，再到2012年获奖引发的争议及其下半场——新作争议，尽管中场休息时间长达五年以上，也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发表意见的热情。

诺奖得主仿佛是一个“王冠紧箍咒”，在被人欣赏的同时也得经受起不断地被人念叨。诺贝尔文学奖也曾被人戏称为“死吻”，许多获奖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再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这也是莫言新作引发很多人关注的原因之一。莫言有极强的将生活资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能力，对文体创新和叙事实验也一直孜孜以求，作为一个热爱讲故事的人，在经历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震荡期之后，我相信并期待他能把包括获诺奖经验在内的生活转化为更优秀的作品。

文学批评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酷评，也不应该套路化，而是始终要回到文学本身，回到谱系中才能谈清楚是非成败。当代文学确实需要沉潜的时间，请给它一点耐心和诚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