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郭沂，1962年生于山东临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客座教授。

论文
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
诚如余英时所说，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既然如此，那么儒学就包含社会制度、“人伦日用”、精神信仰等各个层面。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只是儒学的一个层面，甚至可以说是儒学的最外表的层面，而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才是儒学的更深层面。中国传统制度的崩溃，只意味着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或者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失去了依托，并不表明整个儒学生命的死亡。事实上，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传基因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仅仅寄托于传统制度。亨廷顿曾经说过：“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几千年来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儒学，是同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它的根系永远存活在中国人的肌体中。这个星球上只要一天还有中国人，儒学就会存在一天。因此，儒学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游魂”。
不错，儒学是中国传统制度的灵魂，但它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自信心低落到了极点，不惜否定自己的一切，以至试图将自己的灵魂驱逐出躯体，看起来简直就“丧魂落魄”了，就像一个极端潦倒的人魂不守舍一样。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但，这只是中华民族暂时的迷失，儒学决没有因此而成为“游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人自信心的逐步增强，“魂兮归来”已指日可待了，当前的儒学热正是这场大戏的序幕。
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
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
如何才能摆脱危机、走出荒漠？学者和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传统。的确，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传统就是她的精神家园。目前，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不过，人们对传统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大致的说，传统人文主义受到了比较充分的肯定。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进入人文主义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复兴传统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不同的是，由于宗教为精神鸦片的说法影响甚深，一时还难以消除，加之其他复杂的原因，人们对传统宗教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传统宗教虽然也有所恢复，但它能否重振雄风，恢复国家宗教的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
载《文史哲》2003年第6期
观点
德法并治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出自《论语·为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不仅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
在这里，孔子将“齐之以刑”与“道之以政”相应，将“齐之以礼”与“道之以德”相应。这样就有两种治国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无耻”；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效果是“有耻且格”。如果以德治、礼治所促发的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所占的比重高，那么需要政治、刑治所限制的人性中消极的、恶的一面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重德治、礼治而轻政治、刑治了。在具体治国中，孰重孰轻，孰缓孰急，则在于社会现实。天下有道，则德治、礼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无道，则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调音师，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载《光明日报》
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
我所理解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应该指儒学孕育和奠基时期最重要的儒学经典。五经为孔子所手订，乃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淀，隐含着中国文化基因，孕育着儒家生命，其经典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从孔子到孟荀，为儒学的奠基期。这个时期的儒学，群星灿烂，学派林立，著作迭出，繁荣之至，世称显学。朱子从中选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构成四书，反映了他的立场和时代需要。但对于建构当代新儒学来说，这个四书系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愚见以为，现存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经典可新编为七：《论语》（附《论语》类文献）、《子思子》、《公孙尼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总称“七典”，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笔者试图在六经系统和四书五经系统的基础上，将儒家核心经典系统重构为“五经七典”系统。粗陋谬误之处，望海内外方家赐教。
《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
新道论——重建儒家哲学的一种尝试
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以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未来世界开出大同盛世。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
现代新儒学的中心课题是通过重建儒家形上学开出新外王。我以为，这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儒学创新的根本之路。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一种新的形上学体系，并作过各种尝试。最近，蓦然回首，我突然发现先秦儒学的那套形上学基本框架，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吗？久违了，先秦儒家形上学！程朱和陆王的形上学分别深受佛学中以华严宗为代表的理本派和以禅宗为代表的心本派的影响，在形式上或许可以说分别是这两个佛教学派的儒学版本，而冯友兰的“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形上学又深深打上了西方哲学的烙印。反本开新是哲学创新的普遍现象。我们今天要发展儒学，不仅仅要开发宋明理学的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回到先秦时期儒学的源头。
摘自《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一文，全文分期刊于《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4日、4月18日、5月16日
视角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春秋以降，诸子蜂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为儒家所发扬光大。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不但提出了一整套伦理道德思想，而且将其用于政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治理国家，那么人民就会像众星朝斗那样维护君王和社会。孔子虽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认为，德治更加根本。他曾将政令法治与道德教化做了一个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不但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短短数语，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是有人性论的基础的。人性有善有恶，政令刑法遏制阴暗的一面，道德教化发扬美好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以道德教化为根本。羞耻心就属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道德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纵然人民免于犯罪，但不可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根源。
“德”义探本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因而厘清西周德论系统及其形成，是解决中国哲学的形成时代、殷周之变中宗教和人文之间的关系等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大问题的钥匙。“德”的本义是“得”，在西周时期特指得自天者，即“命”，由此引申出七个义项。其中，以人伦之德为主干的外在之德和以人性之德为主干的内在之德直接源自作为至上神的天，它们通过心的作用落实为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据此，殷周之际确实存在新旧文化的更替，但这种更替既不像孔子说得那么和缓，亦非如王国维说得那么剧烈，而是新旧文化之间既有明显的延续，又有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主要表现在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西周宗教与人文主义合流的结果，是中国哲学范式建立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哲学系统，从而拉开了人类轴心时代的序幕。
来源：中国孔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