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四个春天》｜“野蛮生长”出的真正诗意

“野蛮生长”出的真正诗意

 ——评纪录电影《四个春天》

王文静

在《四个春天》获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最佳剪辑提名和最佳纪录片提名，并一举拿下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之后，导演陆庆屹曾经非常直白地回答关于电影如何架构的问题，“说实话没有什么架构，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陆庆屹所说的“自然”，当然包括他作为职业摄影师的拍摄自觉，包括他本人对连续拍了4年、积累了250小时的影像的熟悉程度，但首先还是得益于影片流畅连续的日常取材。这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纪录片，主角是导演的父母。他们在黔南小城里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浆洗缝补、采药做饭、熏烤香肠、研究孩子们回家的菜单；边翻看从前的照片边谈笑打趣；看燕子的来去，接听远在东北的女儿的电话，或者弹唱一曲贵州风的民谣。“春天”在片中并不是简单的纪年，用以记录几乎没有差别的生活琐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和对未来的期冀；实际上春天作为时间轴线，是作为影片的时空视角对父母的日常生活进行整理和介入，时间成为了一个角色。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电影中的父母笃信“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他们的这一观念贯穿在四个春天里。在轻松欢乐的第一个春天里，精通二胡、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父亲和能歌善舞、乐观开朗的母亲多次唱起贵州山歌，他们在儿女的“起哄”下喝交杯酒，相互染着已经灰白的头发，主调温馨和谐，色彩鲜艳明丽。但这里的“艺术”和“娱乐”不是父母生活的调料，他们春天踏青的时候唱，做家务的时候唱，晒草药的时候唱，就是在二伯和女儿庆伟的病榻前也唱。艺术变身音乐和摄影，成为父母老年生活的打开方式，并分别“遗传”给了大儿子庆松和小儿子庆屹，他们一个从事音乐行业，一个就是本片的导演。父母的生活情态成为一种饱满丰盈的水源，滋润和感染了每一个家庭成员。当这样的简单生活被观众接受和认可的时候，其中蕴含的朴素诗意不可避免地被一再放大。但这诗意并不是滤镜和后期带来的刻意美化，也不是导演对日常生活的主观选择，他的镜头不过是一台尼康D800，没有专门的收音话筒，不但帧率跟电影镜头不吻合，声音与电影声道也不匹配，这种剥离于拣选和制作之外的诗意没有矫饰，也就远离了造作，充满原生态的气息。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镜头中“野蛮生长”出的真正诗意，更容易变成直击人心的持久力量。在第二个春天，姐姐庆伟患肺癌去世。家中这个“60后”的女儿，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的录像里蹦蹦跳跳，曾经在饭桌上得意地跟父母转述火车上的旅客如何把她当做“80后”，但病床上的她面容枯槁，干裂的嘴唇一翕一张着对妈妈说：“我觉得好恐怖啊！”白发人送黑发人成为父母春天里的寒冬，但影片并不把苦难处理为戏剧性的转折，它就像早些时候他们去看望生病的二伯一样，遗憾的是庆伟没有康复。镜头在表现父母晚年丧女的哀痛时，并不拒绝用中近景来呈现守灵时张着嘴睡着的妈妈、瞬间苍老寡言的爸爸，但这样的镜头矜持而克制，尽管导演在镜头后面的哽咽也若隐若现，但并没有以此引爆观众悲伤的情绪，没有使父母的痛苦沦为廉价的消费。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快乐的日子诗意，平淡的日子诗意，痛苦过后的日子还是一样保留着那简单朴素的诗意。后来的春天里，父母在女儿的坟前种菜、坟头种花，希望这些灿烂的生命陪伴着女儿；他们仍然在吃饭的时候给女儿放上碗筷盛上饭，不是难以自拔的悲悲戚戚，而是平静温和的呼唤：“庆伟，你也吃饭。”平和积极、豁朗达观的生活态度成为无声处的惊雷，成为影片持久的力量。

但不可忽视的是，被誉为人的“生存之镜”的纪录片，受社会学语境和大众文化影响，极易屈服于边缘化和娱乐化的主题，在价值的两极中表现出对戏剧性和消费性的依赖；“关怀人文”的艺术使命变成了关怀弱势和叙述奇观的局部呈现，并一度滑向没有黑暗就没有深度、没有丑陋就没有价值、没有离奇就没有意义的错误理解。那么对于“一年回一次家，春节见一次父母”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缩影，同样有难以团聚的遗憾，有稍纵即逝的欢乐，有不得不离别的隐痛，《四个春天》选择了一种真正回归民间的情感样本。这部作品中的父母之所以看哭了观众，不是因为他们是“别人家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更像自己的父母，特别有对于平凡生活的忍耐与自适，有对挫折、伤病和不美好的消化和接受，这种力量正是一些标榜“将视线转回民间”的影片所忽视的。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城市化进程对民间符号的吞噬、对民间传统的倾轧以及对家庭关系、家庭结构的改变，让更多的影视作品愿意把视点聚焦在背井离乡、骨肉分离、融不进的城市以及回不去的乡村上。民间性与现代性的对决的确更容易再现真实的民间，而“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养老、教育等等问题也解构着关于乡村的诗意概念。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有《乡愁》这样以冷静的责任感对创伤和摩擦进行叙述的抒写，也有《四个春天》这样以温暖的情怀对幸福和磨难进行呈现的生活哲学。但置身时代，除了揭开生活的面纱，露出它的疤痕之外，是否也应该有作品来做出怎样活下去的指引和回答，并捧出温热的微笑和眼泪？
2018年7月，评委会给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的《四个春天》的评语中说，“平和的歌声融在暖意盎然的日常角落，生命的真谛诠释欢聚别离的终极孤独。纪录片固有的控诉性和边缘性，在明亮的心中消弭无形。”《四个春天》用春天的视角和父母的生活完成了一次对生活的致敬，陆庆屹说“我觉得幸福是特别难拍的”，但他做到了。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