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地久天长》| 讲述“面对”与“放下”的平民史诗

电影《地久天长》海报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讲述“面对”与“放下”的平民史诗殷昭玖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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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空的不断展开，所探讨的问题也得以延展开来。偷盗、离家出走、寻找，一系列事件让观众以为电影要探讨青少年问题、代际矛盾，然而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空的打开，“严打”、计划生育、下海、出国热、下岗等时代感很强的社会话题扑面而来。其中，强制打掉二胎与一场溺亡意外事件共同导致的“失孤”成为影片的主线，其他方面仅作为次要线索或历史背景出现。虽没作过多探讨，但却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底色，增强了历史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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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具有“平民史诗”般的味道，精神维度得以拓展。李海燕亲手将好朋友送上手术台，间接导致了对方“失孤”，道德重压让李海燕无法喘息，带着无限忏悔与良心谴责离开了这个世界。利用友谊捆绑与虚荣心作祟，将儿时最好的玩伴刘星推向死亡的深渊，沈浩同样背负着道德的重担前行，最终无法忍受“心中的树”野蛮生长，向对方一吐真相。面对李海燕动情的遗言，王丽云紧紧握着她的手，听完沈浩真诚的忏悔之后，王丽云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说出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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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在私人笔记《薄薄的故乡》一书中说过一段话：“（电影《闯入者》中）吕中说的‘反思’，我更愿意理解为‘面对’，面对似乎更坦荡一些，面对也是更难一些，反思可以自我完成，而面对则是你把自己交出去，是更勇敢的举动。”面对罪恶和苦难，电影《地久天长》中的人物选择的是“面对”，李海燕、沈浩最终选择的是面对，敢于面对自己伤害的人，直面自己的良心，最终，在将自己完全交出去之后卸掉了心理的重担，获得了灵魂上的救赎。历经时间的沧桑、岁月的洗礼之后，刘耀军、王丽云夫妇也勇敢地选择了面对，面对“仇人”的是谅解，面对自我的是放下，在放下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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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后，王丽云抱着沈浩的孩子，将自己指称为对方的奶奶，这是电影中十分动人的一幕。它蕴含着中国人的至善，这是王丽云这一人物精神的升华，是电影精神维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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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还有一幕也颇具意味。刘耀军、王丽云夫妇来到儿子的坟前，在完成一系列仪式之后，二人背对坟墓看向远方，这时手机响起，听到了沈浩儿子降生的消息，二人高兴不已。一边是对死的祭奠，一边是对生的迎接，导演将生与死凝于一瞬，也融于一地，生生死死、生死轮回，世间之事，不过如此。电影对生与死哲学命题的探讨，上升到哲学层面，这也是电影在思想格局上的最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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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独看刘耀军这一人物的话，其精神演变脉络十分清晰。从最初对计划生育的暴力反抗，到自我放逐，走的是一条消极避世之路。自我放逐过程中收养一个孩子，将其抚养长大，并给其办理身份证，又映射出了国人的善良与寻找希望。茉莉的到来，也带来了拥有自己孩子的可能，但是他最终选择了拒绝，这是这一人物精神上的一次升华，虽然因道德问题而产生的这一事件，无疑提升了他的道德高度。最后，当大家和茉莉视频对话时，对于茉莉儿子的呼唤让其有一丝期待，也有一丝紧张，而随着索尼的到来，他有一点失望，更有一点心安。这一份心安，是放下，也是一种释然。在面对沈英明一家人时，他表现出了和王丽云一样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境界，成就了他人生的圆满，也提升了这一人物的生命格局和精神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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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导演来讲，也是一次格局与维度的提升。叙事手法的巧妙、对复杂时空的驾驭、对个人体验的超越，从电影《闯入者》中的不敢面对、“放不下”，到《地久天长》中的勇于面对、“放下”，其实面对与放下的不只是作品中的人物，更是导演自己。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电影《地久天长》海报《地久天长》一部不怕剧透的剧情片杜未未

在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地久天长》主演王景春、咏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银熊奖，这也是华语电影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同时包揽影帝、影后大奖。这使得影片尚未公映就获得了很高的曝光度。步入影院之前，观众们大多已通过微博、微信等传播渠道对影片内容有所了解，对一部剧情片来说，这似乎是危险的，但《地久天长》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哪怕你已知晓了主体情节，仍旧会在视听语言中获得一份震撼，在无意于煽情的隐忍气氛中突然泪水盈眶，这是一部不怕剧透的剧情片，也是一份在时代洪流中小人物设身处地的生活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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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一个常见得让导演不得不谨慎处理的价值取向，在《地久天长》中被导演王小帅大胆用作主角们自主行动的主要推力。刘耀军、王丽云夫妇和沈英明、李海燕夫妇本是挚友，子辈刘星和沈浩更是情同手足，但意外发生于一次在水库的嬉戏，刘星溺亡，人祸之外还有雪上加霜，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身为工厂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的李海燕曾强行要求王丽云打掉二胎，手术的失败导致王丽云再无生育可能。失去独子的刘氏夫妇在剧烈的痛苦中悄然离开故乡北京，一路漂泊最终定居于南方的小渔村。几十年后，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家境优渥的李海燕每时每刻都活在自我折磨中，她想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见一见曾经的老朋友，即将为人父的沈英明、李海燕的儿子沈浩，也下定决心要向刘氏夫妇袒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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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影片相比，《地久天长》中的善良有来自传统道德的可溯源头，又在叙事中凸显为人物的外在坚强。因为善良，被屡次重创的刘耀军和王丽云没有将责任归罪于同为孩童的沈浩或是出于工作原因的李海燕，他们缺少恨的对象，也就无从寻找原谅与谅解，哀到尽头也莫过一句“我累了”。但他们唯独无法为自己松绑，其坚强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找不到应承担痛苦情绪的发泄对象而成了一种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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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地久天长的不只有友谊，还有亲情与爱情，在这份复杂的情感网络中，善良成为其中最坚韧的联结。在北方，友谊不仅仅是善良的相交，也是一种道义，一种粗犷的真诚，即便情谊受到挑战，依旧还有“义”字当先，所以沈英明会提着刀代儿子向刘耀军认错，刘耀军也会叮嘱沈英明绝不要伤害沈浩；而在亲情上，刘耀军和王丽云把对刘星的思念寄托在相貌相似的养子身上，善良的养父母尽心尽力却又败给少年的叛逆；爱情中的善良，集中地体现于刘耀军与王丽云的半生扶持，两人也曾是一对璧人，但是三口之家的破灭将两人打入内心的牢笼，逼迫他们结成一种孤立的同盟，两人互为依靠，互为援军，互为活下去的最后勇气。相似的善良也隐藏于沈英明一家的自我归责里，李海燕弥留之际拉着王丽云呢喃：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当善良成为情感网络的核心时，一场意外消磨掉的未必是情谊本身，而是表达情意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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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在《地久天长》中设置了“失孤”这一强烈的矛盾点，对于刘耀军和王丽云来说，时间似乎已停止，他们成为突转激变时代中的逆流者，如同诗人洛夫在《漂木》中写道“等待一个在雾中极目四顾也看不到的未来/未来是一个魔/一个陌生的隧道/也许是黑洞，甚至于/一个难以作答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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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时代的剥离，此前已略有苗头，在刘、沈两家陪高美玉去看望因参加“黑灯舞会”入狱的张新建时，五人站在一起，却悄然踏上了不同的路径，刘耀军苦笑添了一句“没辙”，与这些在时代潮流中积极参与的挚友相比，即将下岗的王丽云和刘耀军已落后于时代的节奏，失孤，是把他们彻底推离出时代的最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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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察到刘耀军与时代的脱离，就不难理解他与茉莉的一次出轨。对于刘耀军来说，茉莉同时兼具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象征，她是刘耀军光辉岁月的见证者，也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弄潮儿，是敢于对外界说不，把人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的勇者。这对于与时代逆行的刘耀军来说，大概正是最大的诱惑。

如果说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性格，那《地久天长》最为突出的便是隐忍。为了把激烈的矛盾、极端的压抑都化为有着坚韧内核的隐忍，导演王小帅用对比方式稀释着冲突的直接冲击，却又氤氲出引而不发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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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旁的凉亭里，刘星孤单地守着书包，看着沈浩欢呼着跑向戏水的同学；逼仄的桥洞下，刘耀军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奔向医院，轰隆作响的火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几十年后重返北京，刘耀军特意在棉服里穿上黑西服白衬衫，事业通达的沈英明却是一身的休闲装……《地久天长》中，无处不在的对比比以往常见的戏剧冲突更具深意，影片在背景音乐、台词等声音艺术的选择上十分精简，反而大量使用自然音响，配合着大景深镜头，让人物的行动在前景与背景的交错中呈现出强烈的时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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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片接近尾声，刘耀军和王丽云在南方渔村的“家”终于露出全貌，不再仅仅是拥挤狭小的内室、镂空而需要上锁的铁门，而是挂着“繁星修理厂”牌子的二层楼房，从这一角度而言，英文版片名“So Long，My Son”似乎更为贴切。这是经历过强烈创伤，看似认命却又不得不在时代的夹缝中隐忍而活的小人物故事，但是他们真的认命了吗？在飞机颠簸时，王丽云和刘耀军不由自主握住彼此的手，王丽云那一句“真好笑，我们居然会怕死”，正是对生命最后的敬意，对生活最深的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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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这既是国人顺风顺水时的殷切心愿，也是经历心碎后的一句谶语，《地久天长》正是在这无解命题下对个体生存姿态的一次叩问，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希望都与日夜一样，周而复始，生息不止。
来源：中国艺术报